炫富豪赌、低调做人、投资致富
“拆发户”上演迥异人生
前一天还是破旧平房里“脚上带泥”的普通村民，转眼就变成了开豪车、戴粗金链的千万富豪。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催生了一个因拆暴富的“拆发户”群体，而随之出现的诸如“吸毒赌博拆二代”“坐吃山空”等现象也引起了两会部分代表委员的关注。
代表委员们建议，“拆发户”应正确对待“拆富”，提升现代理财意识，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及时介入“拆发户”们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给钱了事。
三种迥异生活
眼前的刘大爷喝着燕京牌啤酒，衣着朴实。如果不是那辆老款奔驰车，恐怕很难相信他曾是北京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而如今他却欠了一屁股债。“有一阵几乎每天都去，赌得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没什么事儿，找点乐。”
像刘大爷这样拿了巨额补偿款后去寻求刺激的，绝不是个例。在记者采访的十余位“拆发户”里，几乎每一位都表示自己所在村有豪赌挥霍、奢侈糜烂、坐吃山空的“主儿”。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受整体社会风气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拆发户”的炫富和攀比心态更显突出。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告诉记者许多“拆发户”的故事。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花十几万元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2014年3月份，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的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当地的“拆发户”，他们赌起来一晚输赢10万元左右是常事。
拆迁“暴富”之后，有人肆意挥霍，也有人心态淡然，默默从事不起眼的普通工作。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源社区的环卫工人翟永忠，2012年因拆迁获得4套房和几十万元补偿款，但他仍然每天开宝马车到单位，然后再驾驶垃圾车去四处更换清理垃圾箱，每个月工资才900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很淡定：“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钱很快就会花完。”
在郑州市中原区李江沟某小区，年近五旬的罗大爷冒着冬日寒风四处送桶装水，不久前不善言辞的他还在旁边的一个工地帮忙装车。一般人都不知道，罗大爷在2014年拆迁时分得某小区6套房。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
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有些人即使这样也会坐吃山空。
当然，“拆发户”中也不乏投资致富型的。35岁的海归“拆发户”陈卿拿拆迁补偿的35套房在湖北武汉办最大养老院的消息，近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由于城中村改造，陈卿一家获得35套共计4000平方米房产，另外还获得补偿160万元。陈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投资办养老院。在卖掉9套房产，投入500多万元后，陈卿将一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打通，建成了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陈卿坦言，这35套房子如果出租，一年租金可达到百万元以上。但自己放弃了做个土豪坐吃房租的生活，选择投资干更有意义的事情。
建议帮助“拆发户”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直言，拆迁富了一批人，帮了一批人，也害了一批人。全国人大代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利表示，城市化本应是人自然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但是现在整个倒过来了——先拆房子把地空出来，人为地让村民变成市民，可是光发钱不足以让他们实现这一转变。如果仅仅是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拆富”就有可能演变成灾难。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钱来得太多太容易、自身素质偏低、理财意识淡薄是诱发少数“拆发户”豪赌、挥霍乃至坐吃山空乱象的三个主要原因。
“拆迁户获得巨额赔偿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认为，但一些“拆发户”视这些赔偿为“天降横财”，而没有意识到这是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财产换来的，“不劳而获”感导致他们任意挥霍。
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看来，不少拆迁户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偏低，对于财富没有正确的认识观，也是诱发“拆富”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被拆迁农民的意识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花天酒地，因此一旦有钱他们就会这样任性。”
此外，农村拆迁户缺乏基本的现代理财意识这个因素也不可忽视。张育彪说，不少拆迁户在拆迁前每年挣的钱也就是基本够维持生活，“理财”二字离他们太远，“一旦户头上冒出了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让它们保值增值。”
与豪赌炫富、不思进取相对应的，是“坐吃山空”、再次返贫。近年来，一些“拆发户”在吃光花完后走投无路，最后到政府闹事甚至走上犯罪的不在少数。两会代表委员一致认为，对于如何保证拆迁村民“失地不失业”“有钱能生财”，防止“拆发户”返贫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政府有责任进行积极干预和有效引导。
蔡继明认为，“拆发户”固有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自身的陋习，也不是每一位都能在现代城市里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但是，对他们必须有更为妥善和合适的引导。比如政府可以考虑拆迁时分批次按用途给付补偿金，向拆迁户进行一些理财教育，引导他们用部分资金办理必要的保险和社会保障等。
施杰表示，当前一些“拆发户”的再次返贫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仅仅给一笔钱，恐怕还不够。“拆发户”面对的最核心问题是实现从村民向现代城市人的转变。如何将财富变为提升自我的物质条件，真正成为有想法、有事干的现代城市人，既是对拆迁户自身的挑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
（摘自《现代快报》 2015年3月3日）
代表委员们建议，“拆发户”应正确对待“拆富”，提升现代理财意识，同时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及时介入“拆发户”们可持续发展、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而不能只是给钱了事。
三种迥异生活
眼前的刘大爷喝着燕京牌啤酒，衣着朴实。如果不是那辆老款奔驰车，恐怕很难相信他曾是北京朝阳区大望京村拆迁时的千万富豪。而如今他却欠了一屁股债。“有一阵几乎每天都去，赌得大时一晚输赢近百万。没什么事儿，找点乐。”
像刘大爷这样拿了巨额补偿款后去寻求刺激的，绝不是个例。在记者采访的十余位“拆发户”里，几乎每一位都表示自己所在村有豪赌挥霍、奢侈糜烂、坐吃山空的“主儿”。特别是在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中，受整体社会风气和教育水平的影响，“拆发户”的炫富和攀比心态更显突出。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包括岗刘村在内的11个城中村拆迁改造，跟踪拍照的退休教师陈光挥告诉记者许多“拆发户”的故事。例如一个过去开垃圾车的村民，获得拆迁补偿后花60多万元参加环塔拉力赛，光报名费就10万元；一对夫妻拿了补偿款直奔香港花十几万元购物；还有的手握七八十万元去赌博，一晚上就输了一大笔。
2014年3月份，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在阳关小区内查获一赌博窝点，当场收缴赌资38万余元，抓获的23名参赌人员中许多都是当地的“拆发户”，他们赌起来一晚输赢10万元左右是常事。
拆迁“暴富”之后，有人肆意挥霍，也有人心态淡然，默默从事不起眼的普通工作。
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源社区的环卫工人翟永忠，2012年因拆迁获得4套房和几十万元补偿款，但他仍然每天开宝马车到单位，然后再驾驶垃圾车去四处更换清理垃圾箱，每个月工资才900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翟永忠很淡定：“我只有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技能，如果不工作，坐吃山空，钱很快就会花完。”
在郑州市中原区李江沟某小区，年近五旬的罗大爷冒着冬日寒风四处送桶装水，不久前不善言辞的他还在旁边的一个工地帮忙装车。一般人都不知道，罗大爷在2014年拆迁时分得某小区6套房。
不过，低调藏富的“拆发户”中，更多是靠房租和补偿款维持生活。
贵阳市观山湖区新寨村拆迁后，仅有25％的村民做司机、保安、装修等工作，70％的村民是做“包租婆”或者干脆“吃老本”，有些人即使这样也会坐吃山空。
当然，“拆发户”中也不乏投资致富型的。35岁的海归“拆发户”陈卿拿拆迁补偿的35套房在湖北武汉办最大养老院的消息，近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由于城中村改造，陈卿一家获得35套共计4000平方米房产，另外还获得补偿160万元。陈卿和父亲商量后，决定投资办养老院。在卖掉9套房产，投入500多万元后，陈卿将一栋楼中的第三层所有房子全部腾出来打通，建成了武汉最大的民办社区养老院。
陈卿坦言，这35套房子如果出租，一年租金可达到百万元以上。但自己放弃了做个土豪坐吃房租的生活，选择投资干更有意义的事情。
建议帮助“拆发户”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南岭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直言，拆迁富了一批人，帮了一批人，也害了一批人。全国人大代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利表示，城市化本应是人自然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但是现在整个倒过来了——先拆房子把地空出来，人为地让村民变成市民，可是光发钱不足以让他们实现这一转变。如果仅仅是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拆富”就有可能演变成灾难。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钱来得太多太容易、自身素质偏低、理财意识淡薄是诱发少数“拆发户”豪赌、挥霍乃至坐吃山空乱象的三个主要原因。
“拆迁户获得巨额赔偿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杰认为，但一些“拆发户”视这些赔偿为“天降横财”，而没有意识到这是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财产换来的，“不劳而获”感导致他们任意挥霍。
在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看来，不少拆迁户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偏低，对于财富没有正确的认识观，也是诱发“拆富”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被拆迁农民的意识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花天酒地，因此一旦有钱他们就会这样任性。”
此外，农村拆迁户缺乏基本的现代理财意识这个因素也不可忽视。张育彪说，不少拆迁户在拆迁前每年挣的钱也就是基本够维持生活，“理财”二字离他们太远，“一旦户头上冒出了几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让它们保值增值。”
与豪赌炫富、不思进取相对应的，是“坐吃山空”、再次返贫。近年来，一些“拆发户”在吃光花完后走投无路，最后到政府闹事甚至走上犯罪的不在少数。两会代表委员一致认为，对于如何保证拆迁村民“失地不失业”“有钱能生财”，防止“拆发户”返贫变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政府有责任进行积极干预和有效引导。
蔡继明认为，“拆发户”固有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抛弃自身的陋习，也不是每一位都能在现代城市里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但是，对他们必须有更为妥善和合适的引导。比如政府可以考虑拆迁时分批次按用途给付补偿金，向拆迁户进行一些理财教育，引导他们用部分资金办理必要的保险和社会保障等。
施杰表示，当前一些“拆发户”的再次返贫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仅仅给一笔钱，恐怕还不够。“拆发户”面对的最核心问题是实现从村民向现代城市人的转变。如何将财富变为提升自我的物质条件，真正成为有想法、有事干的现代城市人，既是对拆迁户自身的挑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
（摘自《现代快报》 2015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