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术根是在8点过一些的时候，被下铺的吴仲勇用脚踹醒的。四川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8点半开埠，上午轮他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找活。
　　他们住的这家旅馆，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人只有一米多宽的空间，但价格便宜，每人每天只需要3元钱。伍术根已经在这里住了40多天。
　　40多天前，他是深圳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工厂没有了活计，伍术根被迫返乡，回到位于中江的家里，但农时已错过了。在家里呆了不到一个星期，又折身来到了成都，在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附近住下，每天到人力资源市场打短工。
上午9点：工作都是“打”出来的
　　9点，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慢慢地变得热闹起来。在伍术根他们来之前，这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短工群体。伍术根他们将其称之为“成都盲流”，将自己称作“外来盲流”。这些“成都盲流”在人力资源市场拥有自己的固定摊位，他们每天蹲在自己摊位前，面前摆着一张4开的白纸做的“招牌”，上面写着自己的特长以及所求工种。偶尔有老板过来招工，往往会径直走到这一溜溜招牌前寻找自己所需。
　　在多次找活失败之后，“外来盲流”将自己组织了起来。伍术根他们这一伙，有20多个人，牵头人便是吴仲勇。吴仲勇此前在南京一家建筑工地打工。2008年11月下旬，老板对他们说，银行肯定不能贷款给我了，你们如果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就等我把房子盖好卖出去了，再给你们发工资，如果不愿意赌，你们就早些回家吧。吴仲勇不愿意赌。2008年11月25日,他回到了老家乐山夹江。12月1日，他来到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因为他是高中毕业，见多识广，便很快把伍术根他们组织了起来，每天排班，大家轮流去市场门口找活。
　　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9月底开始，此处外来的农民工求职者增多。这些返乡民工，往往更具备竞争意识，头脑也更灵活，他们的到来，给原来在这里蹲点的民工，构成了冲击。在大多数时候，双方并不会有冲突。但活计少的时候，碰到谁都可以干的零工，往往会发生争执。吴仲勇承认曾因为抢工作打过架。“工作都是打出来的。”他说。
中午12点：土地给征用建工厂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吴仲勇他们仅找到了4笔活，干了不到10天。但吴仲勇他们能够“打出来的”工作岗位，随着不断膨胀的返乡人群，日益稀缺。“我不打工，也没有地种了。”吴仲勇说。家里5口人的7亩多土地，早在2002年，就全部被政府征用建工厂了，每亩地给补偿了5000元。家里所有人的生活收入，就靠他和父亲以及弟弟打工维持。过去的6年里，他曾经在新疆、北京、南京打过工，建过大楼，当过骗子，甚至还当过群众演员。
　　中午11点，好运终于降临。一个中年人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这个老板需要20个铺线工，每人每天80元。因为吴仲勇自己手里就有20个人，方便管理，双方很快谈妥。彼此留下联系号码，约好下午4点带他们去工地。
　　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午，吴仲勇他们聚集到人力资源市场右侧小树林后的一个小餐馆下馆子庆贺。
下午2点：经济危机和我的关系
　　尽管找到了一份活，午饭后，吴仲勇仍然让何泽伦、胡明贵去人力资源市场门口值班。“找的活越多越好。你们俩也好在哪里等着人家老板，显得尊重。”
　　饭后的半个多小时里，吴仲勇一直在看一份当地报纸。他指着一条消息说，开年工作会更难找，地震灾害中的失业者，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过年从外地回来的农民工。加上经济危机，真要没饭吃了。尽管自己是因为所在的企业倒闭，才折回成都的，但韩竞仍然不认为经济危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吴仲勇撩起裤腿，指着自己脚上的袜子说，我这袜子原来是专门卖到国外的，15块钱一双，现在厂家卖不出去了，我从南京走的时候，10块钱买了20双。经济危机让老板的楼卖不出去，袜子卖不出去，他就不会盖楼不会造袜子，你们到哪里去找苦力干？
　　吴仲勇粗浅却实用的理论显然击中了大家内心的担忧，人群安静了下来。
下午4点：一个已谈成的活泡汤了
　　下午3点，有一个老板来招泥瓦工的，就要一个人，但一百多号人围了上去。老板在人群里喊，“已经招到了，已经招到了。”可外面的人仍央求招工者记下他们的名字。尽管他们也知道，“记下名字”没有太大意义。
　　此前，无数像吴仲勇和伍术根这样的农民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加工企业或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自己分得改革收益的位置。而如今，打工越来越难，回头种地亦难有收益，当这些曾经洗脚进城的农民重新回到原点，却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选择是那么少。
　　下午4点。吴仲勇带着他的二十多号人，来到人力资源市场门口。这里是他们中午约好见面的地方。摩托车来了。吴仲勇他们围了上去。但又很快带着失望挤了出来，他明白他们只能继续寻找，或者是等待。“老板说，用不了我们20个，只用10个人。”他说。
　　摘自《南方周末》 杨继斌/文2008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