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很荣幸地参与了部分文件起草工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忆那段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草见闻，别有一番意味。
缅怀两位逝者
　　在起草文件的团队里，林子力和张云千是两位杰出的主要执笔者。这两位研究员调查、写作都很努力。记得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采纳了他们的一个重要创见和论断：“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雇工问题的争论。我们找了《资本论》等马列主义原著，寻找区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依据，杜润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为此问题还派人赴东欧考察。林子力等理论组同志跑了江苏等几个省，走访了60多个涉及雇工的单位，指出了雇工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林子力还对我们笑论，人的智商不一样，能力不一样，天下不能都是博士，没人种田哪有饭吃；有些人是当老板的料，有些人只能做粗壮工，社会总是有不同层次的分工；当然也可以互相转化。张云千是水利部副部长的儿子，但他从无高干子女的架子，同样与张子力一起埋头苦干。我那时主要在流通组协助段应碧做些资料工作，打打下手，但被这些“老同志”（其实是不老，只年长几岁）精神所感染，真心诚意跟他们学。
一字值千金
　　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常常为一字一句，争得面红耳赤，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往往是事关大局。
　　一次是杜润生同志从耀邦同志那儿回来，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向胡探询：家庭联产似乎近于单干，联产是好的，“家庭”两字可否不要？
　　这一传达，就像炸开了锅。当时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第一个站起来讲：“那怎么行？家庭是基础，这两个字万万不能删。”然后七嘴八舌，讲到大农业也不排斥家庭经营为基础，等等。最后还是坚持未改动。
　　又如小城镇建设，当时统购统销尚未废除，农民进镇有个吃饭问题。开始文件初稿写的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干活。但一个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还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于是有同志琢磨出一个字：把“自带口粮”改为“自理口粮”，“带”字换了“理”字，可带、可买、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对争论的许多问题，一时难定，也开了一些口子：允许分散决策，多点试验，以分散风险。只要群众自愿就可以。这就给辽阔祖国的各地区以因地制宜之权。杜老的名言是，允许试验，先多样化，再逐步规范化。这在冲破计划经济千篇一律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思路大解放。
上下左右对话互动
　　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农口同志与财贸计划口等同志常有争论。因此，除了起草组内部争，还常召开与各有关部门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田纪云等副总理级的人物。 在1985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政策是为“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可是一个金融领域的新突破。
　　在起草此文件前，金融组黄鸣
　　等人准备了许多材料。当时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
　　志，人称“铁女人”。事先杜老安
　　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与陈行长
　　对话。她下午3时到会，声称4时要接待外宾，让我们有话快说，杜老叫我先说，我用8分钟说了5点意见，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5条意见，4条同意。不能在贷款上开“一风吹”的先例，但可以考虑那时确是瞎指挥，农民已受了苦，就按“挂赈停息”处理。我笑笑说，“账挂着，下面千年不赖，但也只能万年不还”。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在半个小时内就轻松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起草各个“一号文件”时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风气，至今记忆犹新。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尊重基层创造、老中青结合的团队、部门对话和争论，形成了一幅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风景线。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吴镕/文 2008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