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拒绝修路”的小山村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但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一个叫玉狮场的小山村，村民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却拒绝修路。
玉狮场传奇
玉狮场在中国的环保界非常有名，这是一个纯粹的普米族村落，周围是大片真正的原始森林。村民们依然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森林，他们一直拒绝修路。
杨金辉曾经当过8年副社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领导玉狮场村民用暴力对抗前来砍树的国家林业工人，被当时的怒江州州长称为“一次小型的农民起义”。
由于村民的努力，村子周围保留下来将近8万亩原始森林，但这个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99年退耕还林时我们玉狮场退掉了1000多亩耕地，可国家的赔偿金一直没有发给我们。”杨金辉说，“乡领导说，不修路就不给赔偿金，这是国家规定。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规定？还不是因为领导看中了我们玉狮场的原始森林？”
玉狮场拒绝修路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杨金辉一家6口人住一幢用圆木搭建的二层小楼，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组合音响，此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我们家的生活算是可以的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杨金辉说，“但我们再穷也不能砍树，那是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
当天晚饭吃的是米饭，菜是用大锅熬出来的土豆青菜汤，晚饭是围着火塘吃的。传统普米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火塘，他们用火塘取暖、烧水、烧饭，晚上则睡在火塘边。火塘面对大门的一侧是不准人坐的，那是祖先的位置。普米人对祖先的敬重溢于言表，他们经常会指着某样东西说“这是祖先使用过的”，或者指着某个地方说“这是祖先曾经坐过的地方”。在玉狮场这样的古老村寨，人们仍然住在祖先住过的房子里，很多东西都已经用了上百年。
原始森林印象
第二天，杨金辉带我去参观原始森林。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公园的人，真正的原始森林似乎并不好看。这里的林木参差不齐，地上随处可见被风刮倒的树干，没人清理。由于林木长得茂盛，阳光照不进来，加上松针的覆盖，使得杂草很难在林子里生长。
原始森林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大树。玉狮场周围就有很多胸径在1米以上的榧木，树干笔直，没有明显的结点，在如今的木材市场上肯定价值连城。附近的杉木也有很多，红豆杉、冷杉、云杉和铁杉都很容易见到。
“北京的环保组织曾发起过一个认养大树的活动。”杨金辉说，“我们村分到将近1万元的认养费，每户人家分了100元。”
随着一阵铃响，两名妇女赶着3匹马从远处走来。她们是去自留林运柴火的，我告别了杨金辉，跟随她们进山运柴火。一路上她俩抱怨不停：“前两年来过不少城里人，在村子里挂了好多牌子，可我们仍然没钱，生活一点也没得到改善。”
“我听环保组织的人说你们这里的原始森林出产一种蘑菇，能卖很多钱呢。”我问。
“那是羊肚菌，每公斤能卖500元。可森林里很难采到这种菌子，必须放火把林子烧掉才能长出来。”
林权，改还是不改？
“我们玉狮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路。”玉狮场社长杨胜的哥哥杨黎对我说，村子里其实还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下的河西乡。但是，按照乡领导的说法，这条连接河西乡和玉狮场的小路属于“乡组公路”，国家不管修，要修的话就只能修“乡村公路”，即从河西乡修到箐花村的村委会所在地箐口小组，再想办法绕到玉狮场。
“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就是为了边修路边砍树。”杨金辉说，“我们玉狮场只同意修这条小路，全长只有8公里，从这条路走路下山比坐摩托车（绕道）还要快。”
“可是，这条路只方便了你们小组的这360口人，也许国家觉得这样做不划算吧。”我对杨金辉说。
“那也不能砍树。”杨金辉坚决地说，“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明白一点：现代科学再发达，也造不出这些千年古树。”
“你们为什么不采取间伐的办法呢？”我对杨金辉说，“假如你们每年只采伐其中的1/3，而且严格采取间伐，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你们村每年能多得300多万元，而森林依然能可持续发展，这不两全齐美吗？“不行，坚决不能开这个口子。”杨金辉说：“只要口子一开，后果很难预料。”
杨金辉的话很可能有道理。但是，他一个人的坚持能起作用吗？尤其是去年开始的林权改革，把集体林的处置权下放给了老百姓。在金钱诱惑下，玉狮场的老百姓还听得进杨金辉的话吗？“我们玉狮场没有进行林改。”杨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玉狮场的决定是村民投票做出的，我们有8万亩集体林，确实很难分清楚，所以就没分。”副社长杨道光向我解释说。
其实，玉狮场之所以至今仍未实施林权改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想把附近这8万亩森林都变为玉狮场的集体林，但是政府不同意，只分给我们2.37万亩，其余的要变成国有林。”杨金辉又说，“可是，当初要是没有我们的保护，现在哪来这8万亩原始森林啊？”
那天晚上我俩讨论了很多看似既能保护森林，又能脱贫致富的办法，比如发展生态旅游，或者采药等特种经济，结果都不可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政府。”杨金辉叹了口气。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袁越/文 2008年29期》）
纪 实
玉狮场传奇
玉狮场在中国的环保界非常有名，这是一个纯粹的普米族村落，周围是大片真正的原始森林。村民们依然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护祖先遗留下来的森林，他们一直拒绝修路。
杨金辉曾经当过8年副社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领导玉狮场村民用暴力对抗前来砍树的国家林业工人，被当时的怒江州州长称为“一次小型的农民起义”。
由于村民的努力，村子周围保留下来将近8万亩原始森林，但这个村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99年退耕还林时我们玉狮场退掉了1000多亩耕地，可国家的赔偿金一直没有发给我们。”杨金辉说，“乡领导说，不修路就不给赔偿金，这是国家规定。国家怎么会有这种规定？还不是因为领导看中了我们玉狮场的原始森林？”
玉狮场拒绝修路的直接后果就是贫穷。杨金辉一家6口人住一幢用圆木搭建的二层小楼，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组合音响，此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我们家的生活算是可以的了，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杨金辉说，“但我们再穷也不能砍树，那是老祖宗传承给我们的。”
当天晚饭吃的是米饭，菜是用大锅熬出来的土豆青菜汤，晚饭是围着火塘吃的。传统普米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着火塘，他们用火塘取暖、烧水、烧饭，晚上则睡在火塘边。火塘面对大门的一侧是不准人坐的，那是祖先的位置。普米人对祖先的敬重溢于言表，他们经常会指着某样东西说“这是祖先使用过的”，或者指着某个地方说“这是祖先曾经坐过的地方”。在玉狮场这样的古老村寨，人们仍然住在祖先住过的房子里，很多东西都已经用了上百年。
原始森林印象
第二天，杨金辉带我去参观原始森林。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公园的人，真正的原始森林似乎并不好看。这里的林木参差不齐，地上随处可见被风刮倒的树干，没人清理。由于林木长得茂盛，阳光照不进来，加上松针的覆盖，使得杂草很难在林子里生长。
原始森林真正吸引人的是那些大树。玉狮场周围就有很多胸径在1米以上的榧木，树干笔直，没有明显的结点，在如今的木材市场上肯定价值连城。附近的杉木也有很多，红豆杉、冷杉、云杉和铁杉都很容易见到。
“北京的环保组织曾发起过一个认养大树的活动。”杨金辉说，“我们村分到将近1万元的认养费，每户人家分了100元。”
随着一阵铃响，两名妇女赶着3匹马从远处走来。她们是去自留林运柴火的，我告别了杨金辉，跟随她们进山运柴火。一路上她俩抱怨不停：“前两年来过不少城里人，在村子里挂了好多牌子，可我们仍然没钱，生活一点也没得到改善。”
“我听环保组织的人说你们这里的原始森林出产一种蘑菇，能卖很多钱呢。”我问。
“那是羊肚菌，每公斤能卖500元。可森林里很难采到这种菌子，必须放火把林子烧掉才能长出来。”
林权，改还是不改？
“我们玉狮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路。”玉狮场社长杨胜的哥哥杨黎对我说，村子里其实还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下的河西乡。但是，按照乡领导的说法，这条连接河西乡和玉狮场的小路属于“乡组公路”，国家不管修，要修的话就只能修“乡村公路”，即从河西乡修到箐花村的村委会所在地箐口小组，再想办法绕到玉狮场。
“为什么要绕那么远？就是为了边修路边砍树。”杨金辉说，“我们玉狮场只同意修这条小路，全长只有8公里，从这条路走路下山比坐摩托车（绕道）还要快。”
“可是，这条路只方便了你们小组的这360口人，也许国家觉得这样做不划算吧。”我对杨金辉说。
“那也不能砍树。”杨金辉坚决地说，“虽然我不懂科学，但我明白一点：现代科学再发达，也造不出这些千年古树。”
“你们为什么不采取间伐的办法呢？”我对杨金辉说，“假如你们每年只采伐其中的1/3，而且严格采取间伐，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你们村每年能多得300多万元，而森林依然能可持续发展，这不两全齐美吗？“不行，坚决不能开这个口子。”杨金辉说：“只要口子一开，后果很难预料。”
杨金辉的话很可能有道理。但是，他一个人的坚持能起作用吗？尤其是去年开始的林权改革，把集体林的处置权下放给了老百姓。在金钱诱惑下，玉狮场的老百姓还听得进杨金辉的话吗？“我们玉狮场没有进行林改。”杨黎的话让我吃了一惊，“玉狮场的决定是村民投票做出的，我们有8万亩集体林，确实很难分清楚，所以就没分。”副社长杨道光向我解释说。
其实，玉狮场之所以至今仍未实施林权改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想把附近这8万亩森林都变为玉狮场的集体林，但是政府不同意，只分给我们2.37万亩，其余的要变成国有林。”杨金辉又说，“可是，当初要是没有我们的保护，现在哪来这8万亩原始森林啊？”
那天晚上我俩讨论了很多看似既能保护森林，又能脱贫致富的办法，比如发展生态旅游，或者采药等特种经济，结果都不可行。“归根到底还是得靠政府。”杨金辉叹了口气。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袁越/文 2008年29期》）
纪 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