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实
“小记者” 助推安徽包产到户
搞包产到户比万里还积极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是在跑铁道口时认识时任铁道部长万里的。“他开始只是觉得我这个人有想法，敢说真话，后来对我说：你对农村挺了解的啊。他不知道我就是学农业经济出身的。”20年后，已退休的张广友回忆说。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向新华社提出调张广友去安徽分社。经万里多次促请，张广友到了安徽，名义是“新华社常驻安徽特派记者”，到了安徽之后，省委领导好几次想给他安排职务，都被他谢绝了。
张广友回忆，一次万里要让他当《安徽日报》的领导，又被他拒绝了。张广友想到了去大寨采访时认识的吴象，当时吴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和山西省委意见不同正被批斗。他向万里推荐了吴象，万里找胡耀邦把吴象要了过来，还是当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后吴象就成为万里搞农村改革的另一得力助手，后来他和张广友一起跟着万里到国家农委。
这个对领导的好意总是不领情的“小记者”，对于万里给他的工作——充当耳目和鼓手——却非常积极。在两年时间里，他跑遍了淮北到皖南的几百个村子，写出了100多篇反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部或公开报道，以致万里曾说：“张广友搞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安徽是农业大省，但却长期难以粮食自给。正因为穷，所以对于农村改革，农民的朴素心声还是“千条万里不如这一条”。张广友回忆说，1977年底安徽省委的“六条”（《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出台，提出鼓励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他们到下面去调研，只要是开宣讲“六条”的会，农民都积极得不得了。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广友的《安徽大步赶上来》，最早公开报道了安徽省委农村政策“六条”的内容，一个月后又配评论发表了他和刘中棠合写的长篇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
这两篇报道出来后，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但是万里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是在这个时候，安徽不少地方开始自发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要对得起农民兄弟
张广友关心农民粮食问题，自有多年心结。
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被下放到山东省问题最严重的惠民县。和许多地方一样，惠民县的基层干部也偷偷开始了包产到户。张广友很快发现了这个现象。刚开始他对这种做法也有疑虑，但是农民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朴实的愿望说服了他。
带着“记者就要说真话”的想法，张广友写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篇内参：《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和调查》。在这篇报道中，他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发自内心的呼声：“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这篇文章得到了新华社领导的重视，准备发在《内部参考》上，但是在往上送的时候却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张广友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的检讨轻松过关了，惠民县以及李家店村的干部群众却受到了很大牵连，不仅相关人受到处分，包产到户也被勒令停止。
因为这篇内参，张广友此后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拎出来批判。因此当1977年万里邀请他去安徽的时候，对惠民县父老的愧疚之情，最终使他接受了邀请。“当初连累了山东的干部和农民，现在形势变了，要对得起安徽的农民兄弟。”在安徽做采访报道的时候，张广友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个念头。
为包产到户鼓与呼
1979年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张广友和陆子修写的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是报刊上首次公开报道“大包干”。3月7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张广友写的评述《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这两篇文章成为农村改革最早的舆论号角。
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省委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尝试，很快这一改革措施就在江淮大地上迅速推广开来，而其好处也在这一年安徽的粮食产量增长上有了表现。“要吃米，找万里”，这句简短朴实的民谣不胫而走。
包产到户这一深受农民拥护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的中央却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批判这是“小恩小惠”、“复辟资本主义”。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许多省的代表对安徽的改革群起攻之，农委的领导也站在反对者一边。
会后农委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两期发表文章抨击安徽的“包产到户”。有意思的是，不久农委领导换成了万里。
张广友回忆说：“我把批判文章拿给万里看，万里说你们写个不点名批评的，到《安徽日报》去发表。我和吴象写了一篇，拿到安徽日报去，结果新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却不同意发。没办法又拿回北京，还好人民日报的领导看了说好。”
这篇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再次掀起了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而此时的张广友也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当了一名研究员。受万里的委托，他再次回到安徽进行调研。
“当时的情况是，农民都说大包干好，但是省里的新领导说不好，市县的干部也就都说不好，但是基层的许多干部就偷偷说，不这么搞肯定不行，但是搞了又怕受批判。”张广友回忆说。
张广友和吴象在安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之后,连续写了8篇系列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刊出。就在最后一篇刊登出来的第二天,邓小平站出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改革。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殷俊/文）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是在跑铁道口时认识时任铁道部长万里的。“他开始只是觉得我这个人有想法，敢说真话，后来对我说：你对农村挺了解的啊。他不知道我就是学农业经济出身的。”20年后，已退休的张广友回忆说。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向新华社提出调张广友去安徽分社。经万里多次促请，张广友到了安徽，名义是“新华社常驻安徽特派记者”，到了安徽之后，省委领导好几次想给他安排职务，都被他谢绝了。
张广友回忆，一次万里要让他当《安徽日报》的领导，又被他拒绝了。张广友想到了去大寨采访时认识的吴象，当时吴任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和山西省委意见不同正被批斗。他向万里推荐了吴象，万里找胡耀邦把吴象要了过来，还是当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此后吴象就成为万里搞农村改革的另一得力助手，后来他和张广友一起跟着万里到国家农委。
这个对领导的好意总是不领情的“小记者”，对于万里给他的工作——充当耳目和鼓手——却非常积极。在两年时间里，他跑遍了淮北到皖南的几百个村子，写出了100多篇反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部或公开报道，以致万里曾说：“张广友搞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安徽是农业大省，但却长期难以粮食自给。正因为穷，所以对于农村改革，农民的朴素心声还是“千条万里不如这一条”。张广友回忆说，1977年底安徽省委的“六条”（《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出台，提出鼓励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他们到下面去调研，只要是开宣讲“六条”的会，农民都积极得不得了。
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广友的《安徽大步赶上来》，最早公开报道了安徽省委农村政策“六条”的内容，一个月后又配评论发表了他和刘中棠合写的长篇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
这两篇报道出来后，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但是万里给予了大力支持。也是在这个时候，安徽不少地方开始自发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要对得起农民兄弟
张广友关心农民粮食问题，自有多年心结。
在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被下放到山东省问题最严重的惠民县。和许多地方一样，惠民县的基层干部也偷偷开始了包产到户。张广友很快发现了这个现象。刚开始他对这种做法也有疑虑，但是农民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朴实的愿望说服了他。
带着“记者就要说真话”的想法，张广友写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篇内参：《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和调查》。在这篇报道中，他实事求是地说：“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调查报告中如实反映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发自内心的呼声：“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这篇文章得到了新华社领导的重视，准备发在《内部参考》上，但是在往上送的时候却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张广友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的检讨轻松过关了，惠民县以及李家店村的干部群众却受到了很大牵连，不仅相关人受到处分，包产到户也被勒令停止。
因为这篇内参，张广友此后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拎出来批判。因此当1977年万里邀请他去安徽的时候，对惠民县父老的愧疚之情，最终使他接受了邀请。“当初连累了山东的干部和农民，现在形势变了，要对得起安徽的农民兄弟。”在安徽做采访报道的时候，张广友始终没有放下过这个念头。
为包产到户鼓与呼
1979年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张广友和陆子修写的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是报刊上首次公开报道“大包干”。3月7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张广友写的评述《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这两篇文章成为农村改革最早的舆论号角。
几乎与此同时，万里也在安徽省委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尝试，很快这一改革措施就在江淮大地上迅速推广开来，而其好处也在这一年安徽的粮食产量增长上有了表现。“要吃米，找万里”，这句简短朴实的民谣不胫而走。
包产到户这一深受农民拥护的改革措施，在当时的中央却引起了巨大争议。当时主管农业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批判这是“小恩小惠”、“复辟资本主义”。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许多省的代表对安徽的改革群起攻之，农委的领导也站在反对者一边。
会后农委的《农村工作通讯》连续两期发表文章抨击安徽的“包产到户”。有意思的是，不久农委领导换成了万里。
张广友回忆说：“我把批判文章拿给万里看，万里说你们写个不点名批评的，到《安徽日报》去发表。我和吴象写了一篇，拿到安徽日报去，结果新的安徽省委负责人却不同意发。没办法又拿回北京，还好人民日报的领导看了说好。”
这篇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再次掀起了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而此时的张广友也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当了一名研究员。受万里的委托，他再次回到安徽进行调研。
“当时的情况是，农民都说大包干好，但是省里的新领导说不好，市县的干部也就都说不好，但是基层的许多干部就偷偷说，不这么搞肯定不行，但是搞了又怕受批判。”张广友回忆说。
张广友和吴象在安徽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之后,连续写了8篇系列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于1980年5月27日至30日刊出。就在最后一篇刊登出来的第二天,邓小平站出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改革。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殷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