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初期，面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排斥，体育担当了超越其自身的职能，“乒乓外交”就是当年打开沉重国门的第一个成功的体育尝试。
“冒死”赴日参赛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点多，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鲁光。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就听到屋外人喊道：“赶快到南三楼集合。”鲁光当时是国家体委宣传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次他的任务是做31届世乒赛代表团的秘书。鲁光急忙穿衣下楼，快步赶到会场，代表团的成员已全体到齐。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亲自主持会议。韩念龙说，自己也刚刚接到总理电话，让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参赛。
　　“中国将要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乒赛”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报》上。可是，在备战期间，关于究竟要否参赛的争议还一直未停息过。出发在即，这样的讨论再次被郑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最后，代表团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汇报讨论结果。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总理当即拍板，“权衡左右，我们还是应该去参加”。并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1500余字的请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泽东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这样的语词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右翼影响颇大，在中国参赛之前，右翼人士曾公然挑衅，“敢来日本参赛，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接下来，是具体安排参赛的细节。“不突出政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总理为本次世乒赛定下的总基调。但是政治立场也必须鲜明。
　　3月17日，代表团开赴广州，转机前往日本。
惊心动魄的日本之旅
　　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中国代表团一行60余人的队伍，就成了记者们追逐的焦点。中国队所到之处，总是一队记者相随。鲁光在代表团里分管宣传、礼品和保卫工作。每天都要应付记者的热情“骚扰”。敏感的记者们对他们说，你们中国代表团要么不发生新闻，要么就是大新闻，抓住了我们就可以提薪，抓不住可就要丢饭碗。
　　抵达日本后，代表团发现政治形势仍相当严峻，中国队下榻的旅馆四周，聚集着许多右翼分子，他们举着牌子，高喊一些反华的口号。作为东道主，日本政府对中国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每个房间门口都端坐着一名警察，时刻守护。代表团出行，也是前后左右摩托车护航。
　　代表团和反华人士间的斗法，如今想来，仍很惊心动魄。鲁光回忆说，在旅馆里讲话是要悄声细语的，以防隔墙有耳。为了防止窃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打开录音机，大声放着“样板戏”，即便这样，还是经常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内容，第二天早上所有记者就都知道了。
　　后来他们才听说，当时的窃听技术已经非常先进。“距离几百米，只要用仪器对准那扇窗子，所有的话都能捕获”。鲁光说。
最佳外交途径
　　一天，美国队队员科恩来到了中国队中间。科恩对中国队队员说，“能一起练会儿球吗？”梁戈亮是首次随队参赛的小运动员，也是中国队此役的“秘密武器”。为了不影响别的种子选手热身，他自告奋勇陪科恩练了近20分钟。没想到科恩只顾和梁戈亮练球，没能赶上美国队前往比赛馆的大巴，于是闯上了中国队的车。车上突然蹿上一个美国人，大家都愣住了，禁不住议论纷纷。这时，坐在后排的庄则栋站起身来，朝科恩走去。“你好，欢迎你坐我们的车去比赛馆。”“谢谢。”一席话，无意中展开了连接两国的一座桥。
　　事实上，伴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中国即有意从僵持的中美关系中解脱，以牵制现实威胁最大的前苏联。美国也有与中国交好的意图，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
　　代表团将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报告了中央。并且请示关于美国队要求访华一事的意见。4月6日，国内来函，称“访华时机尚未成熟，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4月7日，所有比赛即将结束。当人们以为中美的初次试探结果已成定局时，转机出现了。据当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在决定不邀请美国访华的文件发出之后，毛主席还一直在思量。夜里一觉醒来，主席突然改变了决定，要“邀请美国队访华”。
　　就这样，1971年4月10日上午10时，美国乒乓球队跨过深圳罗湖桥，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人，翻开了中美历史新的一页。
　　之后，中美成功建交的经验被推广为中国应对全世界各国的外交手段。1971年内，中国乒乓球队在港澳作汇报表演，访问阿联酋、古巴、智利、加拿大，并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之后，男女篮、羽毛球、田径、足球队纷纷出访，成为了中国“外交攻势”中的重要一环。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陈圆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