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金亮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但增速回落明显。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近5年呈逐年提高趋势。笔者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工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代际转换正在加快，农民工总体高龄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同步壮大成为趋势。
　　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改革之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亿多农村转移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转移；上世纪90年代，进城政策放松，城市经济发展，农民工进城务工潮出现；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力。
　　“我们不一样”，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特征。相对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善于接受新事物，愿意提升自己，在学习培训方面也舍得投入。他们中很多是独生子女，有些没干过农活，成长经历趋同于城市里的同龄人。他们在择业时更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在消费时更时尚大方，进城的动机已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转变。他们希望在工作的同时，开阔眼界、交流思想、收获爱情。他们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很多人希望能融入城市，也有人愿意带着积累返乡。他们也纠结将来是留在城里还是回到乡村的问题。
　　随着农民工结构的变化，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也需要及时调整和适应。今后对农民工的关心和服务要从劳动者视角向新市民视角转变，尤其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从规范劳动合同到完善各项保险，近年来各地出台了不少政策，让想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心里踏实不少。下一步，城市要做的是用更公平的制度设计、更精细的公共服务，增加农民工的幸福感。企业要做的是，改善就业环境，增加职工福利，向农民工让利。具体来说，一是满足其培训学习、职业发展的需求，使其成为新型技术工人；二是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使其成为城镇新市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尽管事实并不尽然，但却是一个警示，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把城市和乡村两头都建设好，让新生代农民工进退有据，既可以踏实进城，也可以安稳留乡。尤其是要让那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失去竞争优势的农村劳动力可进可退，让他们有地可耕，有乡可恋。无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还是实施乡村振兴，都不能以损害农民权利、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劳动力弹性供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