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晁星在《北京日报》撰文说，近日，科学家丁肇中的回乡之行因“纠错”引发热议。据悉，山东日照市科技馆准备打造模型，展示丁肇中的6个著名实验。在听取汇报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紧盯演示中每一处细节，严肃指出了42处错误。
　　42处错误，清晰勾勒出一位科学家的严谨形象。一篇文章，要反复推敲，有任何的怀疑，绝不发表；一项数据，要力求绝对准确，为此他甚至严厉斥责过一位年过花甲的同仁。而类似小事其实见于众多科学大家身上。众人或许惊讶于这种择善固执、不通人情，可对于大师们而言，严谨治学的习惯已经融入血脉。
　　大多数情况下的差错，都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以往丁肇中习惯不懂就问，被业界称为“不知道先生”；这一次他打了许多叉号，又成了“不同意先生”。而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恐怕是“差不多先生”，干事满足于“凑合着弄”“大概其就行”。科学研究中，总有人得到几组数据就要发表文章，有时还弄虚作假篡改数据；扶贫调研中，总有人胡乱问个三两句，大差不差填个表，便拍屁股走人……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此种种“差不多”，结果就是“差太多”。抱持这样的心态，做科学研究肯定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平常之事，想必也难免漏洞百出。
　　鲁迅曾言，中国人生着一种“马马虎虎”病，胡适也专门写过《差不多先生传》，批评国人不认真。如今来看，痼疾犹在，我们还当多向大师们学学，凡事认真一点、较真一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