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
　　当前，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赋予“供给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重要使命。从工程社会学的角度看，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民工的转型问题，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见物，更要见人。“供给”二字的落脚点在“物”，容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当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物”，只要围绕“物”的生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就会马到成功。事实上，在“供给侧”除了提供“物”的产品之外，还有一系列资源要素，其中人力资源是主导“物”的生产的主体要素。如果仅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局限于“物”的范畴，那么有两个数字值得我们再反思。其一是工信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二是据工信部网站披露，就工业品而言，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达19.8%，跃居世界第一位。因此，中国目前不是“供给侧”供给不足，而是“供给侧”中的供给主体提供不了优质供给和有效供给。
　　如果农民工群体作为产品生产主体的地位长期游离于顶层设计的改革视野之外，其职业化水平、工作待遇、生活安居、培训教育等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结构性改革必将使得“供给侧”改革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在关注“物”的同时，更加关注“人”，特别是作为当下中国物质产品供给的重要主体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人群。据样本调查和初步估计，目前国内农民工群体约2.7亿人，其从业范围覆盖了从建筑业、制造业到餐饮服务业等产业在内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参与的产业转型，就是一部缺乏主角与配角的舞台，同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民工毫无疑问应当是改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和变革提升的群体。
　　农民工职业化转型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任务。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但当下中国农民工身份存在一种模糊和不确定性。首先是身份和职业定位上的模糊，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其次是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即像候鸟一样在城乡和不同的地方流动、迁徙、谋生。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社会保障等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随着高等教育扩容、户籍制度改革等社会变革，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局限在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精益制造业、高新技术行业的农民工也日益普遍。因此，要提升“供给侧”的供给质量，必须下大力气实现“供给侧”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化转型，抓紧培育农民工职业化形成机制。只有这样，“人”的要素才能充分激活，这时候生产者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劳动，而是为了职业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唯此，中国制造才可能升级为中国创造。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