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怎样成为高雅游戏的
在五局三胜的“人机大战”中，世界围棋冠军韩国棋手李世石对阵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被中国棋迷们戏称为“阿尔法狗”），在连输三局后扳回一局，最终以1比4告负。“人工智能能否全面压制人类”成为热议的话题。纵观围棋历史，从发明到普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声名不佳的早期生涯
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
战国末年的史书《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进一步申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这两则记载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不肖子”，他们本来可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后人在反对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大臣虞愿也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这句话里，“博弈”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而且只有“饱食终日”的人才有资格进行。孟子则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作为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对围棋的辩护与反驳
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始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数汉赋大家班固了。
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受到了挑战。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
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
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
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汉朝400年来，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刘氏的子孙，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与办事员的关系，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
皇帝要笼络有权势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边做官。魏晋之间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之类官职，就是专门为皇族和士族所设立的。这些官职上的士族，与皇帝不再是统属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互相合作的关系，士族子弟再也没有理由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为皇帝卖命。因此，士族们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在当时士族的眼中，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从笼统的“博弈”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并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从崛起到极盛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与当时“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设置了“围棋州邑”。
刘宋灭亡后，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
与宋明帝相比，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还撰写了围棋专著《棋图》两卷；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并撰写了《围棋赋》《棋评》等著作。在这些华美辞章的冲刷下，围棋逐渐洗脱了早先的恶名，镀上了一层高贵的金身。
士族间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导，使围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梁朝大文士沈约在一次面试少年英才时曾指出，当时天下人品评人物的标准“唯有文、义、棋、书”。沈约的这一句断语，意味着围棋已和文才、义理、书法并列，跃身为上层社会最为重视的技能之一。到了唐宋两代，宫廷中出现独立的棋院和专业的棋士，围棋开始走向业余爱好和专业研究齐头并进的康庄大道。
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浮，围棋终于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并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成为东亚文人雅士们最为钟爱的智力游戏。
（据澎湃新闻网 徐俪成/文2016年3月15日）
声名不佳的早期生涯
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
战国末年的史书《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进一步申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这两则记载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不肖子”，他们本来可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后人在反对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大臣虞愿也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这句话里，“博弈”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而且只有“饱食终日”的人才有资格进行。孟子则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作为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对围棋的辩护与反驳
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始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数汉赋大家班固了。
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受到了挑战。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
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
社会变动中的新希望
真正让围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晋以来权力格局的变化。汉朝400年来，一直是刘邦的后裔做皇帝，刘氏的子孙，只要在成年后当上皇帝，与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与办事员的关系，可以要求他们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自己。但自从曹丕代替汉献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宝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脔，只要是掌握实权的人物，都可以对这个位子有所希冀。
皇帝要笼络有权势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边做官。魏晋之间史书中经常出现的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之类官职，就是专门为皇族和士族所设立的。这些官职上的士族，与皇帝不再是统属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互相合作的关系，士族子弟再也没有理由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为皇帝卖命。因此，士族们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余，自然乐于寻找一些远离事功的游戏来打发时间，曾遭鄙视的“博弈”等智力游戏，此时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对象。
东晋最有名的两位士族领袖王导和谢安，均是围棋的忠实爱好者，在他们的倡导下，围棋渐渐变成上流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东晋学者范汪曾著《棋品》《围棋九品序录》，模仿当时将人才分为九品分配官职的“九品官人法”，将棋手也划分为九个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分段。在当时士族的眼中，围棋已经开始与其他赌博游戏划清界限，从笼统的“博弈”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项有益而高雅的运动，并产生了一批公认的高手。
从崛起到极盛
两晋时期，围棋虽然成了士族社会中的流行游戏，但日理万机的皇帝们却只是偶尔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刘宋时代，嗜好围棋之风已经蔓延到宫廷。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与当时“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为赌注对弈，输棋后真的让羊玄保当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儿子宋明帝刘彧虽然棋力不高，却对围棋有着异常的爱好。他为了确定自己和身边大臣的棋力，模仿当时的九品官人法，设置了“围棋州邑”。
刘宋灭亡后，这种在全国范围内为棋手定品的活动传承了下去。
与宋明帝相比，齐梁两代的皇帝对围棋的热爱犹有过之。齐朝的开国之君萧道成在刘宋时就是围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还撰写了围棋专著《棋图》两卷；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习惯白天工作，夜晚通宵与大臣对弈，在位期间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动，并撰写了《围棋赋》《棋评》等著作。在这些华美辞章的冲刷下，围棋逐渐洗脱了早先的恶名，镀上了一层高贵的金身。
士族间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导，使围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梁朝大文士沈约在一次面试少年英才时曾指出，当时天下人品评人物的标准“唯有文、义、棋、书”。沈约的这一句断语，意味着围棋已和文才、义理、书法并列，跃身为上层社会最为重视的技能之一。到了唐宋两代，宫廷中出现独立的棋院和专业的棋士，围棋开始走向业余爱好和专业研究齐头并进的康庄大道。
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浮，围棋终于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并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成为东亚文人雅士们最为钟爱的智力游戏。
（据澎湃新闻网 徐俪成/文2016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