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动物园初建趣史：
慈禧曾亲自选取动物种类
慈禧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1906年10月13日，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四事。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院”，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19世纪初，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随之风靡欧洲。公园以及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都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
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据1907年《大公报》记载，端方在外洋养兽园选购各种禽兽共计五十九笼运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
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慈禧即口谕：“我们也要办一个‘万牲园’。”筹建过程中，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问询情况，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创建初衷是
“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虑中，开办万牲园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脉络。根据《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章程》，试验场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理法”，因此，“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内设动物园、博物馆，藉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由此可见，万牲园是包含在博览园的理路中，官方创建的初衷是“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广义的万牲园（或称万生园、三贝子花园）实际也包括博览园至整个农事试验场。对于万牲园的想象和设计，体现了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博物馆、各式东西洋建筑、茶馆、餐厅、照相馆等，当时的报纸赞叹为“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300年来中华21省所没有见过的。”根据时人的游记，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有四十多种。
除了动植物园外，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中西洋风格兼备，供游客休憩啜茗。
整个万牲园内服务设施十分齐备，除了上述茶社、餐厅、照相馆外，亦备有肩舆、人力车和游船（分普通游船和苏氏灯船两种）等，以为游人提供方便。从万牲园的布置可以看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动物园，而俨然为一综合性公园。除了异域风情的动物给游人带来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园的香花异草也渲染出一种花园的氛围。此外，园中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风格的建筑，并引入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遂蔚为奇观。因此，无论是创设者的初衷，还是大众舆论的反馈，都更多地将万牲园作为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来期待或者接受的。
反映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更缺乏从西方看来“现代”、“卫生”的休闲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及其内部事务》，谈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规模各异，而在北京，这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就包括“设计精美的万牲园，即使是中国的高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
不过实际上，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荣庆最喜欢偕家人同游万牲园，万牲园因此成为其与家人聚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所。此外，他也常在万牲园约会、甚至偶遇朋友。
荣庆的例子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林峥/文 2016年3月2日）
1906年10月13日，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四事。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院”，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发明。19世纪初，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随之风靡欧洲。公园以及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都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
晚清中国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据1907年《大公报》记载，端方在外洋养兽园选购各种禽兽共计五十九笼运送回京。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
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慈禧即口谕：“我们也要办一个‘万牲园’。”筹建过程中，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问询情况，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创建初衷是
“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
在清政府的考虑中，开办万牲园隶属于农事试验场的脉络。根据《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章程》，试验场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农业中一切新旧理法”，因此，“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内设动物园、博物馆，藉以开通智识及供学理之参考”。由此可见，万牲园是包含在博览园的理路中，官方创建的初衷是“冀于游观之中，兼寓研究之意”。广义的万牲园（或称万生园、三贝子花园）实际也包括博览园至整个农事试验场。对于万牲园的想象和设计，体现了晚清精英阶层的启蒙理想。
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博物馆、各式东西洋建筑、茶馆、餐厅、照相馆等，当时的报纸赞叹为“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300年来中华21省所没有见过的。”根据时人的游记，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有四十多种。
除了动植物园外，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中西洋风格兼备，供游客休憩啜茗。
整个万牲园内服务设施十分齐备，除了上述茶社、餐厅、照相馆外，亦备有肩舆、人力车和游船（分普通游船和苏氏灯船两种）等，以为游人提供方便。从万牲园的布置可以看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动物园，而俨然为一综合性公园。除了异域风情的动物给游人带来新奇的感官刺激外，植物园的香花异草也渲染出一种花园的氛围。此外，园中还有意识地营造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景致，尤其是多元风格的建筑，并引入各种休闲娱乐设施等，遂蔚为奇观。因此，无论是创设者的初衷，还是大众舆论的反馈，都更多地将万牲园作为北京新兴公园的代表，而非单纯的动物园来期待或者接受的。
反映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传统国人缺乏休闲的概念，更缺乏从西方看来“现代”、“卫生”的休闲方式，直到1914年《市政通告》为开办中央公园做宣传还谈到：“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万牲园实际上开启了北京公园养成现代休闲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先机。当时的外国媒体敏锐觉察并高度评价了这一新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晚清北京的市政革新时，每每以万牲园为一重要标志。
1909年1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及其内部事务》，谈到“帝国的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着市政建设，规模各异，而在北京，这变化最为显著”，其中就包括“设计精美的万牲园，即使是中国的高官也很乐意携妻儿前往参观”。
不过实际上，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荣庆最喜欢偕家人同游万牲园，万牲园因此成为其与家人聚会、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所。此外，他也常在万牲园约会、甚至偶遇朋友。
荣庆的例子不是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士大夫的精神文化生活。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林峥/文 2016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