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学些啥
我国古代历史上，在国家稳定、世道承平之时，对官员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要求的。有些开明的帝王，还会加强对在职官员的相关培训。
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
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大多自幼读经、史、子、集，经过若干年的训练，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历史上的苻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淝水之战”中的人物，且是败军最高统帅。然而，综合史料来看，他不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一代尚武帝王，而且非常注重儒教治国。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
同时，后秦政府还明确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1600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
可见，当时官员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但是，励精图治的苻坚倡导学习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他在位前期还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加强生产，前秦凭借实力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北方大地，并攻占了东晋占有的蜀地，与东晋南北对峙。
聘请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建国后，一切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首创“领导干部法律知识
任职资格考试”
古代官员多数是知识分子，不过，光从“四书五经”中学来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要当好官，还必须时刻学习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很多专门性技术性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
古代对于官员不仅有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还有相应的考核、奖惩办法。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
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法律教材，即朝廷编撰的《吏律公式》（相当于现在“公务员执法手则”）。
和明朝相比，清朝不仅更为严格，而且还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官员，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要求官员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给皇帝。
那么，古代官员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在读书上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
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有些官员也将自己做官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出版，作为后来做官者的学习参考书。在出版印刷业兴盛的明清时期，这类出版物非常畅销。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命人编纂了一部《官场必读》，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遍赠僚属，以资辅佐；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汪龙庄曾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俗称“师爷”），自己也当过知县，官场经验极为丰富，写了一本《学治臆说》，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
这些书是投身官场的人们的最好教科书，地方官员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刑钱指掌》《福惠全书》等，都是有关刑侦、法医、听讼之类的名篇，流传甚广。像《钱谷大要》这类有关征税的书籍，也深受追捧。
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概因古时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
（摘自《解放日报》 王一/文2014年11月28日）
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
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大多自幼读经、史、子、集，经过若干年的训练，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历史上的苻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淝水之战”中的人物，且是败军最高统帅。然而，综合史料来看，他不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一代尚武帝王，而且非常注重儒教治国。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
同时，后秦政府还明确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1600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二十名官员配备一位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
可见，当时官员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但是，励精图治的苻坚倡导学习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他在位前期还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加强生产，前秦凭借实力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北方大地，并攻占了东晋占有的蜀地，与东晋南北对峙。
聘请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建国后，一切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首创“领导干部法律知识
任职资格考试”
古代官员多数是知识分子，不过，光从“四书五经”中学来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要当好官，还必须时刻学习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很多专门性技术性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
古代对于官员不仅有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还有相应的考核、奖惩办法。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
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法律教材，即朝廷编撰的《吏律公式》（相当于现在“公务员执法手则”）。
和明朝相比，清朝不仅更为严格，而且还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官员，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要求官员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给皇帝。
那么，古代官员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在读书上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
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有些官员也将自己做官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出版，作为后来做官者的学习参考书。在出版印刷业兴盛的明清时期，这类出版物非常畅销。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命人编纂了一部《官场必读》，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遍赠僚属，以资辅佐；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汪龙庄曾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俗称“师爷”），自己也当过知县，官场经验极为丰富，写了一本《学治臆说》，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
这些书是投身官场的人们的最好教科书，地方官员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刑钱指掌》《福惠全书》等，都是有关刑侦、法医、听讼之类的名篇，流传甚广。像《钱谷大要》这类有关征税的书籍，也深受追捧。
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概因古时考量官员的标准，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
（摘自《解放日报》 王一/文2014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