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一九四二
冯小刚导演的新片《一九四二》的上映，让解放前河南的那场大灾荒重新受到广泛关注。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一】
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让我们一同回溯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
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白修德，1942年10月发表《十万火急大逃亡》，1943年3月刊载实地考察报道《等待收成》，晚年回忆录中称“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又如重庆《大公报》时任河南战地记者的张高峰，1943年2月1日发表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社长王芸生次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旋即《大公报》被勒令停刊3天，张高峰被以“共党嫌疑”逮捕；再如河南南阳有“小公报”之誉的民营小报《前锋报》，以惊人胆识于1943年接连发表了10多篇灾区系列通讯和约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时评，并在当年5月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为《豫灾剪影》出版，社长李静之作序称出书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除此，几乎再无新闻记录。
【二】
宋致新，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她倾尽心力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于2005年出版，搜集了白修德、《大公报》、《前锋报》几乎所有相关文章。
宋致新的母亲宋映雪今年100岁，对往日记忆最不模糊的，当属“一九四二”。这段她亲身见证的历史，她说了不知多少遍。
宋致新的兄长赵致真为科普作家、武汉电视台原台长，现今流传国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豫灾报道，均由他翻译成中文。
而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又名李蕤，即通讯集《豫灾剪影》的记者“流萤”：骑着一辆借来的旧自行车，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自洛阳沿陇海线东行，实地采访了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写出10多篇翔实通讯。
【三】
1942年12月，《前锋报》收到一篇灾情来稿，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作者李蕤，灾荒期间在河南省印书局编刊物，虽非记者，却出于新闻敏感，将自身从洛阳乘火车赴西安时亲眼所见灾民抢扒火车的流亡惨景写下。但报道发到何处？李蕤想到了《前锋报》，因该报当时颇为罕见地刊登了一些救灾社评。
果然，来稿刊载。并收到社长李静之的亲笔信，委为“特派记者”，深入陇海铁路沿线采访。
【四】
李蕤是独子。被委为“特派记者”之时，家有白发老母，妻子身怀六甲。
去，还是不去？李蕤有些犹豫。“后来爸爸还是想去，他觉得连这种时候还不出来说话，那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宋致新说。
出发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学校为李蕤借了500元，又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此后一路骑行，白天采访，夜里在油灯下写。但灾情最重地区，点灯的油也无处可觅。
他的采访路线，与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当局严密封锁新闻此举，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决心。此前，他的报道是源于洛阳及郑州传教士的信件，并未亲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与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涉险入灾区。实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测算出：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达300万-500万人，并写成《等待收成》一稿。
这篇报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拍发出去。按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审查后再发稿。据其晚年回忆录称，不知系统故障，还是洛阳某位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规定，新闻稿直接发至纽约，刊载。
【五】
所谓“河南大灾荒的恐怖”究竟有多恐怖？
若以张高峰的报道而论，那应是指洛阳火车站的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是指灾民吃完了树叶吃树皮，明知野草有毒，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更是指征粮“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全文结尾是：“救灾刻不容缓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讯而论，同样是灾民挤在火车顶、跌死无数；把妻女运到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吃草根树皮，甚至把装着秕谷糠的破枕头也吃了，“立刻又泻又吐”，“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名独自蹒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仅1岁多，看似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谁知道呢？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簇黑发。那是尸体掩埋得太浅，许是埋的人没有力气，许是要埋的尸体实在太多，于是那簇黑发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长，很密。
那簇黑发，他拂之不去。
骑行采访20多天后，李蕤回家倒头就睡。不难想象，那是一次多么痛苦的采访。
【六】
灾从何来？何重至此？
宋致新的观点与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
大旱之后，又遭蝗灾。在宋致新看来，“这可怕的蝗灾，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另有一项重要原因，宋致新强调：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从河南“就地取材”。
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河南遭灾，河南省连年缴纳的军粮第一、服兵役第一。民力、物力、财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灾之后，秋粮绝收，一场特大饥荒就爆发了。
（摘自《解放日报》 林环、尹丽艳、景艳/文 2012年11月27日）
【一】
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让我们一同回溯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
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白修德，1942年10月发表《十万火急大逃亡》，1943年3月刊载实地考察报道《等待收成》，晚年回忆录中称“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又如重庆《大公报》时任河南战地记者的张高峰，1943年2月1日发表通讯《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社长王芸生次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旋即《大公报》被勒令停刊3天，张高峰被以“共党嫌疑”逮捕；再如河南南阳有“小公报”之誉的民营小报《前锋报》，以惊人胆识于1943年接连发表了10多篇灾区系列通讯和约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时评，并在当年5月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为《豫灾剪影》出版，社长李静之作序称出书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除此，几乎再无新闻记录。
【二】
宋致新，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她倾尽心力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于2005年出版，搜集了白修德、《大公报》、《前锋报》几乎所有相关文章。
宋致新的母亲宋映雪今年100岁，对往日记忆最不模糊的，当属“一九四二”。这段她亲身见证的历史，她说了不知多少遍。
宋致新的兄长赵致真为科普作家、武汉电视台原台长，现今流传国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豫灾报道，均由他翻译成中文。
而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又名李蕤，即通讯集《豫灾剪影》的记者“流萤”：骑着一辆借来的旧自行车，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自洛阳沿陇海线东行，实地采访了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写出10多篇翔实通讯。
【三】
1942年12月，《前锋报》收到一篇灾情来稿，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作者李蕤，灾荒期间在河南省印书局编刊物，虽非记者，却出于新闻敏感，将自身从洛阳乘火车赴西安时亲眼所见灾民抢扒火车的流亡惨景写下。但报道发到何处？李蕤想到了《前锋报》，因该报当时颇为罕见地刊登了一些救灾社评。
果然，来稿刊载。并收到社长李静之的亲笔信，委为“特派记者”，深入陇海铁路沿线采访。
【四】
李蕤是独子。被委为“特派记者”之时，家有白发老母，妻子身怀六甲。
去，还是不去？李蕤有些犹豫。“后来爸爸还是想去，他觉得连这种时候还不出来说话，那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宋致新说。
出发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学校为李蕤借了500元，又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此后一路骑行，白天采访，夜里在油灯下写。但灾情最重地区，点灯的油也无处可觅。
他的采访路线，与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当局严密封锁新闻此举，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决心。此前，他的报道是源于洛阳及郑州传教士的信件，并未亲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与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涉险入灾区。实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测算出：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达300万-500万人，并写成《等待收成》一稿。
这篇报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拍发出去。按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审查后再发稿。据其晚年回忆录称，不知系统故障，还是洛阳某位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规定，新闻稿直接发至纽约，刊载。
【五】
所谓“河南大灾荒的恐怖”究竟有多恐怖？
若以张高峰的报道而论，那应是指洛阳火车站的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是指灾民吃完了树叶吃树皮，明知野草有毒，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更是指征粮“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全文结尾是：“救灾刻不容缓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讯而论，同样是灾民挤在火车顶、跌死无数；把妻女运到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吃草根树皮，甚至把装着秕谷糠的破枕头也吃了，“立刻又泻又吐”，“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名独自蹒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仅1岁多，看似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谁知道呢？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簇黑发。那是尸体掩埋得太浅，许是埋的人没有力气，许是要埋的尸体实在太多，于是那簇黑发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长，很密。
那簇黑发，他拂之不去。
骑行采访20多天后，李蕤回家倒头就睡。不难想象，那是一次多么痛苦的采访。
【六】
灾从何来？何重至此？
宋致新的观点与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
大旱之后，又遭蝗灾。在宋致新看来，“这可怕的蝗灾，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另有一项重要原因，宋致新强调：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从河南“就地取材”。
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河南遭灾，河南省连年缴纳的军粮第一、服兵役第一。民力、物力、财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灾之后，秋粮绝收，一场特大饥荒就爆发了。
（摘自《解放日报》 林环、尹丽艳、景艳/文 2012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