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国际友人的金陵救赎——
24名外国人死守南京城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南京成为与世隔绝的地狱。有22名西方人自愿留在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大约25万中国人，并想方设法把日军屠城真相送出重围。在南京城外栖霞山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还有2名西方人保护了3万多难民。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贝德士：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
1937年9月19日，日本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称日本空军将于9 月21日轰炸南京，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他们长年生活在南京，对那里感情很深。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更多时候，这么西方侨民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拿起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辛德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4期）
1937年9月19日，日本向各国使节发出通告，称日本空军将于9 月21日轰炸南京，要求各国人士迅速离开南京。
当时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全家正在日本度假，他非但不庆幸自己躲开浩劫，还与家人分别、冲破封锁只身回到南京。和贝德士一起留下的，还有美国长老会牧师米尔斯，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约翰·拉贝，美国圣公会南京德胜教堂牧师约翰·马吉，美国基督教南京青年会牧师乔治·费奇（又名费吴生），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美籍代院长特里默，医生威尔逊，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克勒格尔等。他们长年生活在南京，对那里感情很深。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直逼南京。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杭立武邀约留下的这些外侨，决定成立南京安全区，供难民避祸。按照国际惯例，安全区应当保持中立，只收容难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掩护抗日军官，如被日本人发现，极有可能给国际委员会和整个安全区带来灭顶之灾。但同情中国的外侨决定冒险。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卡尔·京特与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龙应钦与周上校被藏在拉贝住宅的二楼。西方侨民将他们安全送出南京，保存了中国抗日的精英力量。
费吴生：将胶卷缝在大衣衬里带出南京
更多时候，这么西方侨民根本无力阻挡野蛮的烧杀淫掠，只能悲愤地将暴行如实记录。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立即广为流传，引起中外震动。1938年6月2日，芝加哥《视野》杂志刊登了费吴生的日记。从1946年东京审判到今天，这些材料一直是指控日本军国主义罪责的铁证。
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费吴生和正在上海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对影片进行了剪辑，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带到英、德、美国。
约翰·马吉：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影像资料
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拿起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公道。
马吉的记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辛德贝格和京特：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人员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长江北岸。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