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规模适度，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
　　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的天然美味，则更是令人叫好了。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节，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少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及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刷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为毛泽东特供反季节蔬菜瓜果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公斤五角；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公斤三角；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公斤二角左右。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
　　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主席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
　　于是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
　　（据《文史参考》 张宝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