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和90后的农村劳动力。目前,这一群体约有1亿人，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约占到60%。
　　笔者认为，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前世今生”，乃是把握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基点。若不能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相似的生成机制,他们便可能生产出更新一代的农民工,“农民工世家”大面积形成便不会在意料之外。
　　要解决这一问题,与其热衷心于悬想美妙的远景,不如从最现实的教育工作抓起。教育是公平的基础,也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杠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知识和更宽眼界,但显然还不是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对他们进行免费知识技能培训和现代公民教育，或许比谋划何时给以及如何给他们一个市民身份来得更切实。
　　只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后代身上得以充分实现,才能突破“农民工世家”的历史因循。否则，新生代农民工仍可能走他们前辈的老路，他们的子女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有可能成为农民工。
（摘自《南方日报》滕朝阳/文 2010年2月9日）
身份证“语病”是什么病
　　日前，有汉语言文字专家指出二代身份证的四大语病，例如“公民”和“居民”的使用是有歧义的。
　　没想到，小小一张身份证上竟然能挑出语病，更没想到，网友们还指出了更多的问题，如民族的称谓不完整、缺少拼音标注、没有IC芯片不能被识别……
　　诚然，设计再完美的身份证，恐怕也会被挑出几处刺。不过，如果第二代身份证模板在确定之前，能够广泛征求意见，让公民来挑刺，那么诸如语病之类明显的硬伤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身份证“语病”是什么病？在我看来，是一种“关门病”，是一种缺乏征求民意的意识病。它证明不了汉语边缘化，却证明着某种“权利病”。尊重公民的权利，不仅身份证的“语病”可以消除，更能减少公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疼痛”。谁来“医治”公民身份证真正的“毛病”？这是一个必答题。
（摘自《北京青年报》 王军荣/文 201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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