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从此，各种粮食票证便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正式开始。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没票寸步难行，成为那个时代留下的最鲜明烙印。
　　特殊年代功不可没
　　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认为，粮油票在那个年代功不可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的粮食工作会议都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袁恩昭说，那时，要自力更生吃饭，必须勒紧裤腰带。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所有人，只能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
　　粮票在上海的诞生始于1955年。此后，上海发行了粮票、饲料票、油票、副食品票、日用品票等200多种票证。其中，粮票票面面额从两钱半到1.4万斤等共计46个票面，为全国之首。袁恩昭当时负责粮票的发放工作，上海由于人口最多，粮票发行量也最多。另外粮票比较小，用的是防伪的特殊纸张。
　　除了粮票外，当时的粮食局还负责发放糖票、蛋糕票、家禽票、肉票、鱼票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多数市民每人每月限购2两油，改革开放后，逐渐涨到每月半斤到一斤。
　　袁恩昭回忆，那时，上海人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大米，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
粮票管理严过户籍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商品粮是个火热的词。农村人进城，如果转了粮食关系。吃上了商品粮，则意味着“鲤鱼跃龙门”，一辈子吃喝不愁了。“粮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袁恩昭说，现在的人们体会不到，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市控制人口办公室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袁恩昭说，上海市每年进人都有计划，如果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转到上海，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
　　袁恩昭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上海市铁路局招进来100名外地火车司机，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吃饭成了问题，铁路局的领导先找到粮食局，造好了粮食计划，才去公安部门申请了户籍。
　　粮票取消的过程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而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场变革其实早已发生。
　　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 1983年，在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当时的办法是：叫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此后，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摘自《新京报》、《京华时报》 涂重航、王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