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坚
　　一直以来，我国对药品实行先按种类划分、再实施分类管理的法律制度，即将广义的药品先依用途划分成人用药、兽用药（包括畜禽用药、鱼用药和蚕用药等）和农药等三大类，再由各有关部门依法管理。日前，法律对人用药、兽用药的经营均设置了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唯独对农药经营未设置行政许可制度。笔者认为，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有其法律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
　　一、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有法律依据
　　从某种程度来说，农药较之人用药、兽用药的危害速度更快、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危害后果也更严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情形规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具备立法需要
　　《农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1997年5月8日发布实施以来，已经历了整整12个年头，其立法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已具备对其作重大修改完善的现实需要。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法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工作，切实消除农药给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在《条例》修改，甚或将《条例》升格为《农药管理法》时，依法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
　　三、对农药经营设置行政许可的现实必要性
　　现行《条例》将农药管理权赋予农业部门、发证权赋予工商和安全部门的管理模式，常会使农业部门的管理苍白无力，就连开展起码的法律和业务培训，都无法确切通知到人。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农药经营者在哪里，更不知道农药经营者有多少。在执法过程中，发现不规范的农药经营行为，很难依法处理。因为农业部门缺乏对经营者有约束力的“紧箍咒”。
　　另外，现行《条例》规定，农药经营单位必须为集体以上性质的经济组织，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充分发展的实际严重不符。由于基层供销社合作经济组织的转制、解体等原因，目前，最终由个体经营者完成的农药零售量至少已占总农药供应量的70％以上。个体经营者为突破《条例》限制，涉足农药经营，不得以花大钱，向可经营农药的单位购买农药经营资格。部分可经营农药的单位则受利益驱使，不加选择地大量开设非法人性质的分支机构，冠冕堂皇地收取每年高达数百至数千元的管理费。如湖州市一家农药经营单位名下的分支机构竟有近百家之多，每年收取的所谓管理费多达数万元。因农药零售的利润本来就薄，还要额外支付这昂贵的管理费，所以一些个体经营者只好铤而走险。
　　针对农药经营市场的实际情况，一些地方也在摸索有效的管理方法，如《杭州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农药经营单位的销售人员应当具备农药经营和使用的专业知识，并经市、县（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但如不通过行政许可措施有效控制和解决上述问题，那么全面实现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只能是一句空话。（作者单位：湖州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