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是我们党内最懂得农民与土地的人之一。1954年秋，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邓子恢等“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3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规律，脱离实际，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一拨接着一拨。
　　对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王观澜极为关注。1956年4月，王观澜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在临海，他为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比上一年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报告随即被批转全国各地。
　　看了毛泽东的批示，王观澜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河北徐水某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这次与毛泽东见面，王观澜内心很不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总感觉场合不合适，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于是他和妻子徐明清商议，以妻子的名义俩人共同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此致敬礼！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当普通来信来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妻子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个晚上，已经9点多了，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那天，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毛泽东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东平/文 2009年1月22日）
史海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