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B3版:要闻

一位美国记者眼中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变

  20世纪40年代我的父母远赴美国求学,把我的哥哥光远托付给苏州的亲属照顾。从此,光远在苏州外祖母家长大,而我与其他两个兄弟则在美国中西部出生成长。能与哥哥相见,始终是我的梦想。
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日,机会终于来到,美国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我就立刻申请了签证。2月20日傍晚,我拖着沉重的旅行箱,踏上了从北京南下的119次列车。
  从北京到苏州共有700英里,这趟列车却走了21个小时。那一年我哥哥37岁,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全家与岳母住在一起。他5岁女儿一见到我就围着我团团转,嘴里喊着姑姑是个“外国人”的话。哥哥的家就是一间方形的屋子,中间由大柜子分成两个小房间,没有卫生间,只有夜壶。哥哥知识分子气很重,说话轻声细语,生性乐观。他在一家丝绸厂做夜班工人,月工资相当于26美元。然而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家里有木地板,有天花板,和一个能养点鸡的小院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所有藏书。
  前一年的夏天,党的领导人邀请外国记者到与香港接壤的地方参加一个奠基典礼。而我当时就是驻香港的记者。深圳以前是个小渔村,是邓小平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它作为自己开始伟大实验的区域。当时与我同行的西方记者不屑一顾地看着这片代表中国未来的泥泞地,很多人把这样的设想看成笑话。然而,30年之后,深圳成为一个拥有1200万居民的大都市。当年的小棚屋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办公大楼。
  如此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各个地区发生。我很幸运,从当年乘坐119次列车开始,中国这段时期内的旅程也成了我的旅程。就在苏州之旅的第二年,《新闻周刊》聘用我负责在北京的分支机构,从那以后,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最深远的变化。
市场改革
  在我到达北京的几个月之后,公共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在安徽一个集体农庄,农民不但分了地,而且还把公社的其他资产也给分配了。
  这样的机会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包括我的亲属。从哥哥光远家离开之后,我去了上海,想看望一下我的伯父。他曾经是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疆。1964年他才万念俱灰地回到家中,不料他的旧“罪恶”在老家又被翻腾了出来,家庭成员被迫与他划清界限。
  我看到伯父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再度得以平反,政府在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红告示,宣告恢复他的退休金。街区的医疗中心甚至给了他个讲授保健知识的工作。伯父对邓小平的改革相当赞同,认为改革来得很及时,使他还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伯父说:“我们走了许多年的错误道路,现在必须迎头赶上,如果年轻人自己不能学习和管理,我们老一代就必须回来帮助他们。”
致富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全家游览了一趟云南,因为昆明是父亲上世纪30年代遇到母亲的地方。
  昆明已经因为商业发展而变得熙熙攘攘。在石林风景区,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士围着我母亲,向她兜售家庭制作的装饰品。不过,母亲唯一的不满是昆明的天空已不像她记忆当中那么蓝了。
  1992年,邓小平趁视察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机会,向外界暗示了这样的信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致富光荣”。
  对此,千百万中国人完全不需要动员。1992年我去了深圳,当地人热议的话题就是“下海”风潮。
  对于大陆经济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台湾的投资者蜂拥而至。到1996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至少达240亿美元,光是上海就有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居住。我的一些台湾朋友也纷纷把子女送到北京的大学读书。
香港回归
  父亲对中国的看法更新之快总令我感到惊讶。1997年年初,我提到自己7月1日将在香港报道香港回归中国的重大事件。他当时已是耄耋之年,刚刚接受过心脏手术,但他说:“我也要去!”这个计划听起来很荒唐。乘坐飞机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他说,他想亲临现场,“成为见证这个时刻的无数中国人之一”。他说:“小时候,大人反复给我讲过鸦片战争的历史。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耻辱。我们为此憎恨英国。”他回想起当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眼看到包头巾的英籍印度警察在上海租界殴打中国乞丐和妓女。
  父亲去了香港,在老朋友的陪伴下观看了交接仪式。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无数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海归”感受
  社会像城市面貌一样日新月异。从前,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尽管是华裔)被视作外星人。如今,西方人在中国可以找到各种称心如意的工作。不过,形势发生变化的真正标志是大批中国人从西方返回祖国。大家称他们为“海归”。许多人担心,如果他们留在海外的时间过长,就会错过最新的发展。我的侄女婿在北京长大,但还是惊讶于中国的变化速度。他说:“我在短短几年后从美国回来,就听不懂朋友们的谈话内容了。”
  我的父亲已满91岁了。他坚持要到北京去看奥运会。光远的女儿乔伊丝一家也是“海归”,如今生活在北京。光远已经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州。他和妻子在美国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有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高级公寓。他们在家乡的老屋早已拆除,建起了一座商城。不过,他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摘自《参考消息》 刘美远/文)
纪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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