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一项编织美丽的发明
自从学会用纺织品制成衣物来遮蔽身体，人类就不断地向自然界寻求纺织原料。植物的纤维、动物的毛发，都是这种探求指向的宝库。
有一种纺织原料很神奇，它是从昆虫的嘴中吐出来的。中国人最早发现并掌握了利用它的方法，还用它织成了美丽的织物——丝绸。这种美丽织物曾长期吸引着异域人，人们甚至用它的名字为一条重要的贸易之路命名——丝绸之路。
关于丝绸发明起源的
争议和发现
世界上有一种奇特的昆虫叫作蚕，在成蛹阶段，蚕是不能动的，很容易被别的动物吃掉。为了保护自己，蚕就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丝来，把自己的身体包在一层厚厚的茧里。
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远古时代到处生长着中国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叶为食料的野蚕。我们的祖先发现蚕茧打松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能织成美丽柔软的绢帛，于是就把蚕拿回家，经过人工饲养，把原始野生的蚕驯化成家蚕。
那么是什么时候起，我们祖先发现了蚕茧取丝的奥秘？一个流传最广的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léi）祖是养蚕取丝的发明人。
传说毕竟是传说，养蚕取丝的起源还是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来寻找踪迹。
1926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组织的一个考古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一个距今约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遗址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被刀切割的半个蚕茧。在这个遗址里，还同时出土了纺轮。这件事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许多人对这枚蚕茧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一枚家蚕茧，推断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蚕抽丝织帛。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枚野蚕茧，而不是家蚕茧，理由是：在新石器时代，生产技术十分原始，养蚕织帛是不可想象的；华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土质疏松，密封性差，裸露的蚕茧在地下埋藏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茧壳切口那样平直，一定要有锋利的刀具，而当时使用的石刀、骨刀是无法办到的。不同观点争执不下，这件事也被搁置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养蚕抽丝织帛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中的重要发现。
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块绢片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丝带和丝线）。这块绢片仅仅比指甲稍稍大些，呈灰褐色，经过纺织研究工作者多次理化鉴定，确认是桑蚕丝，是经过缫（sāo）丝加工后的长丝织成的，经纬丝平直而均匀。这是我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而经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这一遗址距今约为4200年前。
然而，同样有学者对这一发现提出了质疑。有人提出，钱山漾是个沼泽地带，绢片浸泡在水里能保持数千年吗？
不论半个蚕茧和小块绢片的真实情况是怎样，大量其他的考古发现，还是侧面佐证了养蚕织帛的起源情况：1921年，在辽宁砂锅屯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一件大理石蚕形饰物出土，石蚕长达数厘米；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制的蚕蛹形装饰；1963年，江苏吴县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上，绘有蚕纹图；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蚕蛹，据鉴定，这是对照家蚕实物仿制的陶蛹，南阳庄遗址距今约5400年。
上述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下游流域，都已出现蚕桑丝绸生产，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诗经》里众多关于桑绸的
美丽诗篇
到了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我国的蚕桑生产和丝织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丝织品不仅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还成为他们死后的殉葬品。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等地商朝贵族的墓葬中，就曾发现不少腐烂的丝织品遗痕。《诗经》里有不少诗篇描绘了妇女们养蚕织帛的劳动情景。比如《豳风·七月》中这一段著名的诗句，就是描述采桑养蚕的景况的：“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郑风·将仲子》有这样的诗句：“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这是一对私恋中的青年男女，姑娘告诉她小二哥（仲子），不让他爬墙到院子里私会，以免弄断了桑树枝。尽管她一再声明，不是心疼桑树，而是怕父兄知道了责骂，但是院子里的桑树，对她家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卫风·氓》开头4句则说的是麻布和蚕丝的物物交换：“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战国时代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也说明了种桑养蚕对于当时人们的重要性。
在丝绸生产方面，周朝政府设立了“典丝”官，专门负责丝织品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丝织品生产日益扩大，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多。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间互相拜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政治活动，必须用丝绸和美玉等物作为礼品。比如，当时作为礼品的六种美玉当中，璧玉必须配上帛，琼玉必须配上锦。“织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品，这种华贵的丝织品在西周已经出现了。《诗经》里，就有不少地方提到“锦”的名称。《战国策》记载，楚庄王有爱马，用锦给它做衣服。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经开始向国外交流，因此在国外也有所发现。例如在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来自我国春秋时期的丝绸鞍褥面，上面绣着精美的凤鸟花样。
丝绸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
唐代的丝绸对外贸易已非常发达，长安成了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都市，中亚诸国如波斯、大食的商人，在长安设立店铺收购丝绸。丝绸的生产为唐代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初年，把全国分为十个道，各道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丝织品是贡赋中很重要的一项。当时各道作为贡赋向朝廷交纳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式新颖。
唐太宗时，有个叫窦师伦的，在四川益州大行台任上，曾创制了不少丝绸花式，其中有对雉（野鸡）、斗羊、翔凤、游麟等花样，一直流行了几百年。因窦师伦受封为“陵阳公”，人们就把那些花样称为“陵阳公样”。
到了宋代，民间的蚕丝生产和织帛生产开始有了分工。农村妇女养蚕缫丝，却不一定自己织绸了，而是把蚕丝出卖给专门的“织帛之家”（即机户）去织绸。养蚕和织帛的分工，大大推进了丝绸纺织业的发展。宋朝欧阳修在一首送客诗中写道：“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可见民间丝绸纺织业已在城市兴起。
缂丝，又名克丝、尅丝和刻丝，我国唐代已有这种品种，宋代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艺术品。缂丝是用许多特制的小梭子，穿引各色丝线，根据画稿花纹色彩的轮廓边界，一小块一小块盘织出来的。日本人把它叫作“缀锦”。运用这种织法，能织出无比精细的花纹来。但是很费工夫，大件的作品，往往要几年才能织成。唐朝时，定州等地就能织造大幅的佛像。但缂丝这一名称，却是宋朝才开始有的。北宋时，定州成为缂丝的主要产地，产品多供画院装裱名人书画。如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北宋的缂丝织物“紫天鹿”“紫汤荷花”等等。
缂丝技艺在明清时期更趋精湛，作品除欣赏性的书画外，还有龙袍、台毯、坐垫、香荷包、宫扇等物。
明清时期，民营的丝绸业大为发展，当时著名的丝绸产地有苏州、南京、杭州、嘉兴、潞安洲（今山西长治）、成都、广州、福州等地，织绸作坊雇用的工人达到几万人。这些地方出产的织锦、纱罗、丝绒、丝缎、潞绸、妆花等，畅销国内外。
明清时期，官府也设有规模巨大的丝织工场，著名的有“江南三织造”（即设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衙门），主要生产专供皇室使用的各式丝绸。
（摘自《北京日报》 石磊/文2019年8月30日）
有一种纺织原料很神奇，它是从昆虫的嘴中吐出来的。中国人最早发现并掌握了利用它的方法，还用它织成了美丽的织物——丝绸。这种美丽织物曾长期吸引着异域人，人们甚至用它的名字为一条重要的贸易之路命名——丝绸之路。
关于丝绸发明起源的
争议和发现
世界上有一种奇特的昆虫叫作蚕，在成蛹阶段，蚕是不能动的，很容易被别的动物吃掉。为了保护自己，蚕就从自己的嘴里吐出丝来，把自己的身体包在一层厚厚的茧里。
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远古时代到处生长着中国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叶为食料的野蚕。我们的祖先发现蚕茧打松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能织成美丽柔软的绢帛，于是就把蚕拿回家，经过人工饲养，把原始野生的蚕驯化成家蚕。
那么是什么时候起，我们祖先发现了蚕茧取丝的奥秘？一个流传最广的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léi）祖是养蚕取丝的发明人。
传说毕竟是传说，养蚕取丝的起源还是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来寻找踪迹。
1926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组织的一个考古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一个距今约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遗址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被刀切割的半个蚕茧。在这个遗址里，还同时出土了纺轮。这件事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许多人对这枚蚕茧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一枚家蚕茧，推断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蚕抽丝织帛。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枚野蚕茧，而不是家蚕茧，理由是：在新石器时代，生产技术十分原始，养蚕织帛是不可想象的；华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土质疏松，密封性差，裸露的蚕茧在地下埋藏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茧壳切口那样平直，一定要有锋利的刀具，而当时使用的石刀、骨刀是无法办到的。不同观点争执不下，这件事也被搁置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养蚕抽丝织帛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中的重要发现。
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块绢片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丝带和丝线）。这块绢片仅仅比指甲稍稍大些，呈灰褐色，经过纺织研究工作者多次理化鉴定，确认是桑蚕丝，是经过缫（sāo）丝加工后的长丝织成的，经纬丝平直而均匀。这是我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丝织品。而经放射性碳素断代测定，这一遗址距今约为4200年前。
然而，同样有学者对这一发现提出了质疑。有人提出，钱山漾是个沼泽地带，绢片浸泡在水里能保持数千年吗？
不论半个蚕茧和小块绢片的真实情况是怎样，大量其他的考古发现，还是侧面佐证了养蚕织帛的起源情况：1921年，在辽宁砂锅屯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一件大理石蚕形饰物出土，石蚕长达数厘米；1960年，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制的蚕蛹形装饰；1963年，江苏吴县梅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上，绘有蚕纹图；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蚕蛹，据鉴定，这是对照家蚕实物仿制的陶蛹，南阳庄遗址距今约5400年。
上述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下游流域，都已出现蚕桑丝绸生产，并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诗经》里众多关于桑绸的
美丽诗篇
到了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我国的蚕桑生产和丝织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丝织品不仅成为统治者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还成为他们死后的殉葬品。考古工作者在洛阳等地商朝贵族的墓葬中，就曾发现不少腐烂的丝织品遗痕。《诗经》里有不少诗篇描绘了妇女们养蚕织帛的劳动情景。比如《豳风·七月》中这一段著名的诗句，就是描述采桑养蚕的景况的：“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郑风·将仲子》有这样的诗句：“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这是一对私恋中的青年男女，姑娘告诉她小二哥（仲子），不让他爬墙到院子里私会，以免弄断了桑树枝。尽管她一再声明，不是心疼桑树，而是怕父兄知道了责骂，但是院子里的桑树，对她家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卫风·氓》开头4句则说的是麻布和蚕丝的物物交换：“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战国时代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也说明了种桑养蚕对于当时人们的重要性。
在丝绸生产方面，周朝政府设立了“典丝”官，专门负责丝织品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丝织品生产日益扩大，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多。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间互相拜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政治活动，必须用丝绸和美玉等物作为礼品。比如，当时作为礼品的六种美玉当中，璧玉必须配上帛，琼玉必须配上锦。“织锦”是一种多彩织花的高级丝织品，这种华贵的丝织品在西周已经出现了。《诗经》里，就有不少地方提到“锦”的名称。《战国策》记载，楚庄王有爱马，用锦给它做衣服。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经开始向国外交流，因此在国外也有所发现。例如在苏联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来自我国春秋时期的丝绸鞍褥面，上面绣着精美的凤鸟花样。
丝绸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
唐代的丝绸对外贸易已非常发达，长安成了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都市，中亚诸国如波斯、大食的商人，在长安设立店铺收购丝绸。丝绸的生产为唐代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朝初年，把全国分为十个道，各道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一定数量的贡赋，丝织品是贡赋中很重要的一项。当时各道作为贡赋向朝廷交纳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花式新颖。
唐太宗时，有个叫窦师伦的，在四川益州大行台任上，曾创制了不少丝绸花式，其中有对雉（野鸡）、斗羊、翔凤、游麟等花样，一直流行了几百年。因窦师伦受封为“陵阳公”，人们就把那些花样称为“陵阳公样”。
到了宋代，民间的蚕丝生产和织帛生产开始有了分工。农村妇女养蚕缫丝，却不一定自己织绸了，而是把蚕丝出卖给专门的“织帛之家”（即机户）去织绸。养蚕和织帛的分工，大大推进了丝绸纺织业的发展。宋朝欧阳修在一首送客诗中写道：“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可见民间丝绸纺织业已在城市兴起。
缂丝，又名克丝、尅丝和刻丝，我国唐代已有这种品种，宋代成为我国著名的丝织艺术品。缂丝是用许多特制的小梭子，穿引各色丝线，根据画稿花纹色彩的轮廓边界，一小块一小块盘织出来的。日本人把它叫作“缀锦”。运用这种织法，能织出无比精细的花纹来。但是很费工夫，大件的作品，往往要几年才能织成。唐朝时，定州等地就能织造大幅的佛像。但缂丝这一名称，却是宋朝才开始有的。北宋时，定州成为缂丝的主要产地，产品多供画院装裱名人书画。如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北宋的缂丝织物“紫天鹿”“紫汤荷花”等等。
缂丝技艺在明清时期更趋精湛，作品除欣赏性的书画外，还有龙袍、台毯、坐垫、香荷包、宫扇等物。
明清时期，民营的丝绸业大为发展，当时著名的丝绸产地有苏州、南京、杭州、嘉兴、潞安洲（今山西长治）、成都、广州、福州等地，织绸作坊雇用的工人达到几万人。这些地方出产的织锦、纱罗、丝绒、丝缎、潞绸、妆花等，畅销国内外。
明清时期，官府也设有规模巨大的丝织工场，著名的有“江南三织造”（即设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衙门），主要生产专供皇室使用的各式丝绸。
（摘自《北京日报》 石磊/文2019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