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深相继立法
我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每天早上，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雅宝公寓的王阿姨都会将装有厨余垃圾的绿色垃圾桶放到小区门口的架子上。负责收运垃圾的工作人员通过扫描桶上安装的智能积分卡，王阿姨投放厨余垃圾的次数被换算为积分，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里。积分到一定数量后，王阿姨可领取相应奖励。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此次立法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早在2012年3月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看来，“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环境专家表示，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
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
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
得更为紧迫。目前超大城市垃
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
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
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
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
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摘自《人民日报》 彭训文/文2019年6月24日）
6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为此，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说“不”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通过立法，上海市明确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生活垃圾分类标准，旅店、餐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首次明确对生活垃圾全流程进行分类，确立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和相应法律责任等。“此次立法将以往的环保志愿行动转变为每个市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新宇表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前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等方面做得很好，不过各环节衔接有待提高。
不止上海，很多超大城市也纷纷加入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队伍中来。
在5月底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尽快修改完善早在2012年3月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依法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对违反垃圾分类规定行为设定相应罚则；杜绝混装混运现象，明确“不分类、不收运”的倒逼机制。
北京市此次强制垃圾分类对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以及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还没有涉及居民。不过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吴向阳看来，“此次修法将让不分类的人真正受到法律约束、遭受损失，将极大提升人们垃圾分类的动力。未来趋势就是全覆盖”。
在深圳，《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已完成向社会征求意见，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其中，楼层撤桶、个人未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罚款提高了10倍等规定，引发热议。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于去年7月1日起实施，常态化执法检查成为重要抓手。8月下旬，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成为广州第一个因触犯该条例而被处罚的个人。“相对于罚款，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在于打通垃圾分类各链条。”广东省社科院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云敏表示，应该通过建立完善机制，让居民尽快了解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
超大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步明显
超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历程，可追溯到住建部2000年开始在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8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在列。如今这些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步明显。
在超大城市，厨余垃圾通常占生活垃圾的近一半。以深圳市为例，深圳居民家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高达5000多吨，在居民生活垃圾中所占比例达44%。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离处理，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突破口。
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环境专家表示，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
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
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
得更为紧迫。目前超大城市垃
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
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
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
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
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摘自《人民日报》 彭训文/文2019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