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 米 传 奇
稻米养育了中国十几亿、地球几十亿人口，而中国几千年来“食米文化”的传承与“稻米之路”的传播，使稻米已远远超越了果腹的意义，成为一种具有民族凝聚力、代表耕作与收获的精神象征，一种基于共同身份认同感的乡情，一种在亚洲地区逐渐形成的独特文化圈。
定纷止争——稻米驯化者
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当禾本科的稻米还以野草一样的形态生长在旷野之中时，结出的稻粒就吸引了一批自然的觅食者。最早赶到的是鸟类，它们争相进食掉落在地面的稻粒，引起了人类对野生稻米的注意。野生稻和今天我们所见的人工栽培稻大不相同：前者的稻粒小而黑，稻穗上有防止被觅食而进化出的长芒，里面的米粒很有可能是深红色的；而人工栽培的稻米在成熟的时候饱满金黄，沉甸甸的稻穗让其“低下了谦虚的头”。
这一“低头”的“美德”完全可以归功于人类栽培技术的一大历史进步。为了最大限度传播繁衍，野生稻的谷粒一旦成熟就会自动脱落。但对于人类的采集与进食来说，他们无法从泥缝中一粒粒将稻粒捡拾起来，所以只能关注还停留在稻穗上那些饱满的部分。经过无数代的人工挑选与栽培，野生稻的传播本能终于被人类改造，形成了成熟以后稻粒也不易脱落的种植群——稻穗低下了谦虚的头，向着人类带来的农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这就是有关旷野里稻子与驯化者的故事。故事的因果关系并无争议，但对于谁是稻米最早驯化者这一问题，世界范围内却一直众说纷纭。
最早认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学说的提出者是来自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
这种观点使得印度水稻起源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17年，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量已与印度不相上下（目前双方登记在册的品种都在5万种左右），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开始日益响亮起来。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里，厚达四五十厘米的碳化稻谷、稻秆和稻叶遗迹被挖掘出土。这一发现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推翻了中国稻米由印度传入的说法，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早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化。
2011年，美国圣路易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DNA基因研究。研究在针对630个水稻基因片段的分析下得出，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里，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之后变成籼稻，后又传回中国。由此，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华夏祖先才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人。
北传与南下——鱼米之乡
作为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与烹饪稻米的国家，稻米和我国的民族个性密切相连。中国饮食最基础的特点是将所有食物分成两大类，即“饭”和“菜”，其中“饭”通指谷物，但出现最多的毫无疑问是大米。一顿餐没有了饭就不能视为正餐，类似这样的稻米文化习俗历经千年传递，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孔子也认为米极为名贵。在《论语·阳货》中有一段孔夫子训诲弟子的言语即是：“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孔夫子时代的北方稻米，有可能是产于南方的稻米由长江流域向北传播，途经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后才进入华北的黄土区域。这样的稻米可以说是稀有之物，属于只供北方少数贵族享用的美味，因此孔子把稻米和锦缎相提并论，可见前者的珍贵。
换句话说，虽然今天稻米已经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农作物，但回到一开始，稻米的主粮地位并没有今天这么重要。在战国以前，人们习惯将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农作物称为“五谷”，分列出来是“麻、黍、稷、麦、菽”。可以看到在这名单上，稻米尚未取得一席之地。
中国国境广阔、南北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也较大，由此而来的作物生长差异也较为明显。2500年前，北方的农业文明里占据主流的是抗旱、耐贫瘠、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的黍（黄米）和稷（小米）等作物。稻米的栽培虽然在南方出现较早，但主要受制于落后的南方栽培技术，在长江流域的种植区只呈点状分布，尚未形成气候。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为稻米种植带来勃勃生机。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西晋后期“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口纷纷越淮渡江，南朝刘宋初年时，南渡人口已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掀起了新一波南下的热潮，南方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公元1127年，北宋的“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带来了第三次历史人口南迁高潮。
南方有广阔的平原，水网密布，适合稻米生长；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无霜期长，可栽种双季稻。跟随北方移民一起南下的，还有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些技术与南方的湿润气候与丰厚土壤一拍即合，大片蛮荒之地变身万顷良田，从此就有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鱼米之乡。经过隋、唐、五代到宋朝的不断经营和开发，江南的稻米逐渐成为维系国力的最重要因素。唐朝之后，五谷的名单变成了“稻、黍（糜子或大黄米）、稷（小米）、麦（小麦）、菽（大豆）”，稻米已经荣登重要农作物的第一名。从此以后，稻米一直遥遥领先，地位难以撼动。
走出国界——稻米之路
粮食与人类文明兴衰息息相关。中国稻米的栽种史也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
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6000万，与之对应的，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特别是从11世纪起，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与本地的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宋朝人口也迅速从千万突破亿的大关。随着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粟作文明）交相辉映，前者逐渐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到了清朝末年，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国内人口也达到了4亿多。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即使放眼世界范围，稻米也不吝为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除了南极，稻米种植区几乎遍及几大洲，全球70亿人口中，有将近50%的人以稻米为主食。
而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也影响了世界。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从中国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至越南，2000年前东传到了日本。中国稻米穿越崇山峻岭、漂洋过海，随后陆续传播到西亚、欧洲等地，最终形成了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书中所说的“稻米之路”。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不同的国家开始产生了紧密联系，亚洲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开始趋同，最终塑造出独特的“稻米文化圈”。
（摘自《北京日报》文慧/文2019年5月17日）
定纷止争——稻米驯化者
上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当禾本科的稻米还以野草一样的形态生长在旷野之中时，结出的稻粒就吸引了一批自然的觅食者。最早赶到的是鸟类，它们争相进食掉落在地面的稻粒，引起了人类对野生稻米的注意。野生稻和今天我们所见的人工栽培稻大不相同：前者的稻粒小而黑，稻穗上有防止被觅食而进化出的长芒，里面的米粒很有可能是深红色的；而人工栽培的稻米在成熟的时候饱满金黄，沉甸甸的稻穗让其“低下了谦虚的头”。
这一“低头”的“美德”完全可以归功于人类栽培技术的一大历史进步。为了最大限度传播繁衍，野生稻的谷粒一旦成熟就会自动脱落。但对于人类的采集与进食来说，他们无法从泥缝中一粒粒将稻粒捡拾起来，所以只能关注还停留在稻穗上那些饱满的部分。经过无数代的人工挑选与栽培，野生稻的传播本能终于被人类改造，形成了成熟以后稻粒也不易脱落的种植群——稻穗低下了谦虚的头，向着人类带来的农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这就是有关旷野里稻子与驯化者的故事。故事的因果关系并无争议，但对于谁是稻米最早驯化者这一问题，世界范围内却一直众说纷纭。
最早认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学说的提出者是来自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
这种观点使得印度水稻起源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17年，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量已与印度不相上下（目前双方登记在册的品种都在5万种左右），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开始日益响亮起来。
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里，厚达四五十厘米的碳化稻谷、稻秆和稻叶遗迹被挖掘出土。这一发现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推翻了中国稻米由印度传入的说法，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早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化。
2011年，美国圣路易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DNA基因研究。研究在针对630个水稻基因片段的分析下得出，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里，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之后变成籼稻，后又传回中国。由此，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华夏祖先才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人。
北传与南下——鱼米之乡
作为世界上最早人工栽培与烹饪稻米的国家，稻米和我国的民族个性密切相连。中国饮食最基础的特点是将所有食物分成两大类，即“饭”和“菜”，其中“饭”通指谷物，但出现最多的毫无疑问是大米。一顿餐没有了饭就不能视为正餐，类似这样的稻米文化习俗历经千年传递，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孔子也认为米极为名贵。在《论语·阳货》中有一段孔夫子训诲弟子的言语即是：“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孔夫子时代的北方稻米，有可能是产于南方的稻米由长江流域向北传播，途经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后才进入华北的黄土区域。这样的稻米可以说是稀有之物，属于只供北方少数贵族享用的美味，因此孔子把稻米和锦缎相提并论，可见前者的珍贵。
换句话说，虽然今天稻米已经成为中国最广泛的农作物，但回到一开始，稻米的主粮地位并没有今天这么重要。在战国以前，人们习惯将最具有代表性的五种农作物称为“五谷”，分列出来是“麻、黍、稷、麦、菽”。可以看到在这名单上，稻米尚未取得一席之地。
中国国境广阔、南北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也较大，由此而来的作物生长差异也较为明显。2500年前，北方的农业文明里占据主流的是抗旱、耐贫瘠、生长期短、适应性强的黍（黄米）和稷（小米）等作物。稻米的栽培虽然在南方出现较早，但主要受制于落后的南方栽培技术，在长江流域的种植区只呈点状分布，尚未形成气候。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为稻米种植带来勃勃生机。第一次大规模迁移是在西晋后期“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口纷纷越淮渡江，南朝刘宋初年时，南渡人口已占当时南方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掀起了新一波南下的热潮，南方人口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公元1127年，北宋的“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带来了第三次历史人口南迁高潮。
南方有广阔的平原，水网密布，适合稻米生长；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无霜期长，可栽种双季稻。跟随北方移民一起南下的，还有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些技术与南方的湿润气候与丰厚土壤一拍即合，大片蛮荒之地变身万顷良田，从此就有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鱼米之乡。经过隋、唐、五代到宋朝的不断经营和开发，江南的稻米逐渐成为维系国力的最重要因素。唐朝之后，五谷的名单变成了“稻、黍（糜子或大黄米）、稷（小米）、麦（小麦）、菽（大豆）”，稻米已经荣登重要农作物的第一名。从此以后，稻米一直遥遥领先，地位难以撼动。
走出国界——稻米之路
粮食与人类文明兴衰息息相关。中国稻米的栽种史也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
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6000万，与之对应的，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特别是从11世纪起，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与本地的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宋朝人口也迅速从千万突破亿的大关。随着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粟作文明）交相辉映，前者逐渐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到了清朝末年，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国内人口也达到了4亿多。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即使放眼世界范围，稻米也不吝为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除了南极，稻米种植区几乎遍及几大洲，全球70亿人口中，有将近50%的人以稻米为主食。
而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也影响了世界。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从中国云南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至越南，2000年前东传到了日本。中国稻米穿越崇山峻岭、漂洋过海，随后陆续传播到西亚、欧洲等地，最终形成了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在《稻米之路》一书中所说的“稻米之路”。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不同的国家开始产生了紧密联系，亚洲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开始趋同，最终塑造出独特的“稻米文化圈”。
（摘自《北京日报》文慧/文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