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不能衰败——
农业人口转移的城镇化远比预想的复杂
□陈锡文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更不是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发展阶段的脉搏，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变化。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从我们自身已有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况已经比较清晰。
第一，我国国情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人口规模巨大，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从现实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很高，要实现现代化，难度很大，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第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会因此逐渐消失，但这是一个“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互动过程，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2011年第一次超过50%，到2017年达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这说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第三，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对国家整体发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乡之间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乡村的功能则是更多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屏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国家和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习俗人文和历史文化，具有文明传承的功能。我们不可能只建设发达的城市，而罔顾落后的农村，那样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居民都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国家不能让乡村衰败。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农业农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13亿多人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正常需求，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要进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现在教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经济缓冲等方面，承担的任务更加复合而繁重。
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东京地区居住着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韩国的首尔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国，总人口8400多万，全国有11个都市圈，2065个各类城市，但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只有3个，柏林340万人，汉堡170万人，慕尼黑120万人，三大城市合计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7.5%。第二，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92%。但日本认为这是按“市”的行政区域作的人口统计，而日本自身的统计中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则为“人口集聚区”。目前，日本全国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占70%。第三，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如韩国搞过“新村运动”，日本实施了“乡村重建”计划。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来源：《北京日报》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更不是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发展阶段的脉搏，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变化。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从我们自身已有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况已经比较清晰。
第一，我国国情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人口规模巨大，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从现实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很高，要实现现代化，难度很大，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第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会因此逐渐消失，但这是一个“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互动过程，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2011年第一次超过50%，到2017年达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这说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第三，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对国家整体发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乡之间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乡村的功能则是更多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屏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国家和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习俗人文和历史文化，具有文明传承的功能。我们不可能只建设发达的城市，而罔顾落后的农村，那样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居民都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国家不能让乡村衰败。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农业农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13亿多人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正常需求，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要进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现在教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经济缓冲等方面，承担的任务更加复合而繁重。
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东京地区居住着超过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韩国的首尔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国，总人口8400多万，全国有11个都市圈，2065个各类城市，但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只有3个，柏林340万人，汉堡170万人，慕尼黑120万人，三大城市合计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7.5%。第二，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92%。但日本认为这是按“市”的行政区域作的人口统计，而日本自身的统计中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则为“人口集聚区”。目前，日本全国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占70%。第三，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如韩国搞过“新村运动”，日本实施了“乡村重建”计划。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