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私立大学的历史
当下的民办大校，虽然也被纳入到国家统招的序列之内，但不少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其与公办大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教育水平上，更体现在福利、待遇以及人文关怀等层面。然而，中国的民办大学历来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民办大学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产物。
不为盈利的办学目标
私立大学的创办，始于晚清新政之时。当时国家教育不发达，财政支出无力兴办高等教育，遂鼓励私人兴办大学。北洋时期创办私立大学的资格异常宽松，规定一人便可创办大学，如果试办三年后，拥有正式校舍和5万元的基金，便可成为国家立案的正规私立大学。在此种宽松政策之下，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出现。到1925年，中国已经拥有25所私立大学，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上海。
私人创办大学政策的宽松，不免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当时的上海滩，存在一些所谓“学店”，这些私人办的学校号称大学，却没有固定的校舍和老师，教学质量低劣，主要目的是贩卖文凭。然而，这些“学店”无一例外都因口碑极差而旋起旋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办学正规的一批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
这些私立大学，多是理想的产物，自认为大学承担着重要使命。回顾其创办史，背后无不有一段悲壮的往事。大同大学原是一批清华学校的教员，不满于清华作为留美学堂的洋化教育，南下上海创办。成立于1905年的复旦，则是从一群爱国学生脱离教会学校震旦大学而创办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江南第一教会学府圣约翰大学校长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553名学生毅然宣布离开圣约翰，在学生家长的帮助下另立光华大学。光华大学自命负有替国家“收回教育权”的使命，以“振刷国家精神”为己任，将爱国主义贯穿于教育实践。
私立大学的目的绝非盈利。大学由私人创办，定位是补公立教育的不足，招收的学生多是中产阶级子弟，寒门学子很难承担学费，这是事实。但是，私立大学招收学生，目的绝非敛财，反而是一种“赔本生意”。因为办大学需要庞大的校舍，需要实验设备、图书，需要重金聘请名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曾说：“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梦，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如果主事者化缘不着，只能自己垫付。“于是财无分于公私，事兼理于巨细，访求师范，登门鞠躬，以知行合一相激励，昭然以相示以肝胆，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至于大学校长本身，一般都不要报酬，只是义务办理其事。
查询当时著名私立大学的财务档案，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入不敷出，连年财政赤字，自始至终都靠挪借办学。比如，抗战前光华大学每年支出的经费都在30万—50万元之间，亏空数额则在10万元左右。光华大学本来可以招收更多学生以获得更多经费，但主事者出于维持教育质量的考虑很少如此。抗战爆发后，很多私立大学义不帝秦，追随政府迁移大后方，办学更加捉襟见肘。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为学校四处筹款，最后在向国民政府索取经费的活动中劳累过度而死。后人为了纪念王伯群，在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建立了“思群堂”。
总之，著名私立大学创办伊始便与国立大学采取一样的定位：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每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殚精竭虑的主事者，他们为学校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一生都与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学校的产业却又不属于某个人。私立大学校方都会聘请政商两界贤达组成校董会，负责起任命校长、保管学校财产的权力。创校者如果去世，会由校董会继续聘请贤者继任，以永远赓续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讲，私立大学类似于一种社会产业，财产属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毫不逊色的学术水准
近代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名师云集。虽然其教授未必都是专任教授，但名列讲席者基本都拥有海外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梳理1928—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名单，便会发现其精英程度令人吃惊：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歆海，哈佛大学博士；徐志摩，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肄业；潘光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廖世承，布朗大学博士；罗隆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吴泽霖，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张君劢，柏林大学博士肄业；张东荪，东京帝国大学肄业；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没有国外学位的，也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或文教界名流，包括钱基博、吕思勉、黄炎培、吴梅、田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今天的北大清华也无法达到此种水平。难怪他们的学生储安平会赞叹：“(光华)贤教授的云集，在近几年的中国大学界里，给人的只是一种‘使人吃惊，使人眼红’。”
为什么有如此多著名学者选择私立大学？首先是私立大学的主事者求贤若渴，诚恳待人。他们自知私立大学教职绝非一般学者首选，遂视教职员如家人，努力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1939年，萧公权受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薛迪靖的邀请来校任教。薛迪靖代其在光华附近的铁门坎租赁农家房屋，其后又将其接入新建的“六三别墅”居住。萧公权遂安心在光华任教整整八年，完成了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1941年，薛迪靖获悉叶圣陶脱离浙江大学，便通过朱自清的关系邀请叶圣陶任教。由于薛迪靖“语颇殷切”，叶圣陶“遂允焉”。至于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则是毕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从未移步。
由于私立大学可以吸引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在专业设置和教育方向上也具有职业性、市场性，严格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人才。比如，私立大学无不拥有金融、经济、会计等商科专业，国立大学则很少提供此类教育。然而，私立大学也从未放弃过对教育水平和学术的追求。比如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可以提供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范教育，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夏大学的另一个优势学科心理学，其学统则直接被其后继者华东师范大学继承，成为华东师大最好的专业。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是新闻系，这一传统可谓传承至今，现在复旦的新闻系仍是国内最好的新闻系之一。
钱基博、吕思勉等著名国学、史学大师一生的重要著作，基本都是在任教于私立光华大学时期完成的。王遽常、陈柱尊等国学专家，则长期在大夏大学执掌教鞭。抗战胜利后，钱穆选择到无锡的私立江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私立大学的主事者们，有意识地设置文史等貌似“无用”的学科，并尽一切可能支持其发展，以维持学校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不使私立大学有“职业学校”之讥。他们并不将私立大学本身定位为技术学校，而是定位为传播知识、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机构。
(摘自《南方都市报》韩戍/文2016年8月29日）
不为盈利的办学目标
私立大学的创办，始于晚清新政之时。当时国家教育不发达，财政支出无力兴办高等教育，遂鼓励私人兴办大学。北洋时期创办私立大学的资格异常宽松，规定一人便可创办大学，如果试办三年后，拥有正式校舍和5万元的基金，便可成为国家立案的正规私立大学。在此种宽松政策之下，私立大学如雨后春笋出现。到1925年，中国已经拥有25所私立大学，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上海。
私人创办大学政策的宽松，不免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当时的上海滩，存在一些所谓“学店”，这些私人办的学校号称大学，却没有固定的校舍和老师，教学质量低劣，主要目的是贩卖文凭。然而，这些“学店”无一例外都因口碑极差而旋起旋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办学正规的一批私立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大同大学、中国公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
这些私立大学，多是理想的产物，自认为大学承担着重要使命。回顾其创办史，背后无不有一段悲壮的往事。大同大学原是一批清华学校的教员，不满于清华作为留美学堂的洋化教育，南下上海创办。成立于1905年的复旦，则是从一群爱国学生脱离教会学校震旦大学而创办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江南第一教会学府圣约翰大学校长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553名学生毅然宣布离开圣约翰，在学生家长的帮助下另立光华大学。光华大学自命负有替国家“收回教育权”的使命，以“振刷国家精神”为己任，将爱国主义贯穿于教育实践。
私立大学的目的绝非盈利。大学由私人创办，定位是补公立教育的不足，招收的学生多是中产阶级子弟，寒门学子很难承担学费，这是事实。但是，私立大学招收学生，目的绝非敛财，反而是一种“赔本生意”。因为办大学需要庞大的校舍，需要实验设备、图书，需要重金聘请名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曾说：“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梦，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如果主事者化缘不着，只能自己垫付。“于是财无分于公私，事兼理于巨细，访求师范，登门鞠躬，以知行合一相激励，昭然以相示以肝胆，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至于大学校长本身，一般都不要报酬，只是义务办理其事。
查询当时著名私立大学的财务档案，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入不敷出，连年财政赤字，自始至终都靠挪借办学。比如，抗战前光华大学每年支出的经费都在30万—50万元之间，亏空数额则在10万元左右。光华大学本来可以招收更多学生以获得更多经费，但主事者出于维持教育质量的考虑很少如此。抗战爆发后，很多私立大学义不帝秦，追随政府迁移大后方，办学更加捉襟见肘。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为学校四处筹款，最后在向国民政府索取经费的活动中劳累过度而死。后人为了纪念王伯群，在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建立了“思群堂”。
总之，著名私立大学创办伊始便与国立大学采取一样的定位：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每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背后，都有一个或一批殚精竭虑的主事者，他们为学校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一生都与这所学校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学校的产业却又不属于某个人。私立大学校方都会聘请政商两界贤达组成校董会，负责起任命校长、保管学校财产的权力。创校者如果去世，会由校董会继续聘请贤者继任，以永远赓续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讲，私立大学类似于一种社会产业，财产属于社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毫不逊色的学术水准
近代中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一个典型的特征便是名师云集。虽然其教授未必都是专任教授，但名列讲席者基本都拥有海外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梳理1928—1932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名单，便会发现其精英程度令人吃惊：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歆海，哈佛大学博士；徐志摩，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肄业；潘光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廖世承，布朗大学博士；罗隆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吴泽霖，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张君劢，柏林大学博士肄业；张东荪，东京帝国大学肄业；王造时，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没有国外学位的，也是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或文教界名流，包括钱基博、吕思勉、黄炎培、吴梅、田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今天的北大清华也无法达到此种水平。难怪他们的学生储安平会赞叹：“(光华)贤教授的云集，在近几年的中国大学界里，给人的只是一种‘使人吃惊，使人眼红’。”
为什么有如此多著名学者选择私立大学？首先是私立大学的主事者求贤若渴，诚恳待人。他们自知私立大学教职绝非一般学者首选，遂视教职员如家人，努力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1939年，萧公权受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薛迪靖的邀请来校任教。薛迪靖代其在光华附近的铁门坎租赁农家房屋，其后又将其接入新建的“六三别墅”居住。萧公权遂安心在光华任教整整八年，完成了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1941年，薛迪靖获悉叶圣陶脱离浙江大学，便通过朱自清的关系邀请叶圣陶任教。由于薛迪靖“语颇殷切”，叶圣陶“遂允焉”。至于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则是毕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从未移步。
由于私立大学可以吸引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在专业设置和教育方向上也具有职业性、市场性，严格按照社会需要培养人才。比如，私立大学无不拥有金融、经济、会计等商科专业，国立大学则很少提供此类教育。然而，私立大学也从未放弃过对教育水平和学术的追求。比如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可以提供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范教育，被时人称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夏大学的另一个优势学科心理学，其学统则直接被其后继者华东师范大学继承，成为华东师大最好的专业。复旦大学的优势学科是新闻系，这一传统可谓传承至今，现在复旦的新闻系仍是国内最好的新闻系之一。
钱基博、吕思勉等著名国学、史学大师一生的重要著作，基本都是在任教于私立光华大学时期完成的。王遽常、陈柱尊等国学专家，则长期在大夏大学执掌教鞭。抗战胜利后，钱穆选择到无锡的私立江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私立大学的主事者们，有意识地设置文史等貌似“无用”的学科，并尽一切可能支持其发展，以维持学校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不使私立大学有“职业学校”之讥。他们并不将私立大学本身定位为技术学校，而是定位为传播知识、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机构。
(摘自《南方都市报》韩戍/文2016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