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每年都会定时、定点发生的“战争”，时间通常是夏季与秋季，战场覆盖中国的产粮大省。
　　敌人是那些散落田间、枯槁发黄的秸秆。它们为人类捧出了粮食，转身就成了麻烦制造者。
　　秸秆如何利用是难题
　　对于农民而言，烧，几乎是处理秸秆的首选方式。农民相信，秸秆焚烧后留在田里的草木灰，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虽有研究表明，土地中的微生物被大火“烤死”之后，耕地的生物环境反而会被破坏。
　　真正让秸秆焚烧成为重点阻击目标的，是最近几年各地大气污染“雾霾围城”的困境。秸秆焚烧产生的颗粒物PM2.5虽不到总量的5％，但由于秸秆焚烧通常都在短时间内集中焚烧，因而在这期间，最严重的时候，烧秸秆大概可以产生空气中PM2.5的三到四成。
　　中国农作物秸秆总量几乎占据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组织各省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的评估显示，2015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秸秆理论资源量为10.4亿吨，可收集资源量为9.0亿吨，利用量为7.2亿吨，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1％。
　　所谓利用，包括使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基料化、饲料化和工业原料化。各地都在劝告农民“秸秆还田”能增产，理论上一点也没错；实际上，有时候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潘根兴是南京农大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他下乡考察时，常有农民反映，在一年两季、农时很紧的情况下，大量的秸秆铺在田中，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腐烂成养料。新的作物播种后，许多苗长在了秸秆上。农民形象地把这种“脚离了地的苗”叫做“吊死苗”，自然是长不好。
　　因此，每年夏收秋收季节，神州大地，处处冒烟，很多农民喜欢一烧了之。
　　国外经验可供参考
　　如何才能为禁烧战觅得一套“几全其美”的战术？周世丰供职的这家外企手中，算是握有一个“锦囊”。
　　丹麦诺维信公司是全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领域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周世丰是诺维信在中国的生物炼化业务的总监。在该公司，秸秆粉碎后加入酶进行催化，最终转化成糖。糖再经过发酵、蒸馏，就变成了乙醇。而发酵后的固形物残渣也不浪费，可以作为燃料来直燃发电。
　　更厉害的是，如果将秸秆制成的燃料乙醇，按照10％的比例加入到汽油中，调和成乙醇汽油，与普通汽油相比，可使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浓度下降42.7％，一氧化碳浓度下降34.8％，这两项有害物质恰恰是PM2.5的主要组成物。
　　技术上的“锦囊妙计”虽好，可是如何才能用于“实战”呢？
　　在国际上，丹麦是公认的秸秆利用最成功的国家。丹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一定的经济利益激励……比如，在丹麦，如果你选择用生物质替代化石燃料，那么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
　　丹麦的萨姆索岛是丹麦“绿色童话”的极致体现。这个岛，在能源学家索伦·荷满森的带领下，实现了100％能源永续利用。其中，全岛的供热主要由两个秸秆供热厂提供。
　　索伦·荷满森解释，要说服岛上居民加入秸秆利用的行列中来并不难。“因为用焚烧秸秆供热比用油便宜。而且供热厂也是由当地居民共同所有的合作社性质。用户实际上也是供热厂的拥有者。”
　　无利可图中的出路
　　从丹麦的经验来看，要打赢秸秆禁烧这场战，还得“利字当头”。在中国，秸秆利用产业眼下“无利可图”，也正是卡住整个产业链齿轮的那粒石子。
　　对许多农民来说，收秸秆，是一
　　个“吃力不讨好”的负担。在江
　　苏，算上政府补贴（苏北25
　　元／亩，苏南35元／亩），农民每收一亩地的秸秆卖出去，到手的钱不到100元。如果没人来收，还要自己雇车把秸秆运去回收点，每吨秸秆运费还得花上几十元。“农民算了这一笔账，觉得一点也不值。”周世丰说。
　　据周世丰介绍，由于中国的秸秆收集体系尚未健全，秸秆的收集成本较高，也影响到了秸秆制汽油乙醇的技术经济性。再加上我国对利用秸秆生产的纤维素乙醇还未有补贴政策，且油价走低，几乎所有国内燃料乙醇企业利润都受到了较大冲击，纷纷暂缓了纤维素乙醇项目的开发计划。
　　他觉得，要推动秸秆制成乙醇的商业化，有一条出路——“给企业一块好肉的同时再给企业一块骨头”。“骨头”就是，用秸秆制成乙醇的第二代纤维素乙醇技术。“好肉”就是，技术经济性更好的以粮食为原料的第一代粮食乙醇技术。2006年，国家叫停了玉米来源的燃料乙醇项目的审批。但周世丰认为，这一政策可以放开，不仅有利于消化陈化粮，还可通过粮食乙醇和纤维素乙醇项目的共建，大规模降低单位投资成本。
　　（据中青在线 陈婧 /文201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