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语文教材换了多少次血？
近日，语文出版社1至9年级语文教材修订完成，将于今秋投入使用。此次修订有40%的课文被替换，古诗文比例大增。回顾语文教科书百年史，如此大规模课文替换，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上世纪20年代的小学国语教育，用白话文全面替换文言文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当时设立了“中国文学课”，教材课文大多是古代散文。上世纪20年代初，北洋政府训令小学“国语课”全部使用白话文（语体文），初中教材第一年白话文须占四分之三，第二年占二分之一，第三年占四分之一。周作人、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最受当时国文教材的欢迎。至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要求语文教材必须选取“党国要人”时文，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训词》等，遂进入语文教材。
第二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第一要务，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被逐出教科书
1949年，教科书进入“要由国家办”的新阶段。叶圣陶被指定担当这一重任。按叶的理念——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二者不可分割——教育部将以往惯用的“国语”，改成了“语文”。至于教材内容，则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多传统名篇被撤出了教科书。最典型的，莫过于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早年曾激赞《背影》，认为整篇文章无一处闲笔。但当1951年，有中学语文教师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评《背影》与当前政治任务矛盾时，叶圣陶也保不住这篇文章。这位教师声称：
“这课书，在今日青少年学生面前，抽象而颓弱地渲染着一个父子之爱，是与当前三大政治任务——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将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学生渲染得太深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本想参加军干校的同学，或感于父母年迈而迟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无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类的无谓的纷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青少年的眼泪，只有欢笑的眼泪，胜利的眼泪，以及对万恶敌人忿恨的眼泪。”
《人民教育》在编者按里高度赞誉该文，号召全国语文教师一起来检举教科书里其他“不适当的文章”，引发了语文教育界对《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语文教材。直到1982年，才再度回归。
第三次，学习苏联经验，中学阶段的“文学”课本大量选入名家名作和古诗文，淡化了政治宣传色彩
1953年，苏联专家曾批评中国的语文教育“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同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遗害很大。”
在此背景下，从1954年起，经政治局批准，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将中学阶段的语文，重新划分为“汉语”和“文学”两个科目，分科进行教授。文学课本中所选文章，以名家名作居多，古诗文比例达到4成，政治色彩较之前大大削弱。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次改革很快就夭折了。1956年6月，全国语文教学会议被中途打断，康生严厉指责“文学课本非改不可，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到1958年，相关教材全部停用。
第四次，五四到解放前的传统名篇，几乎无一幸免被逐出了教科书
1958年，语文教材大换血。所选文章，基本上成了领袖著作和报刊文章的大集锦。除鲁迅的作品外，五四至1949年间的传统名篇，几乎无一幸免被逐出了教科书。
同年，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编写教材。语文教科书在语言文字运用、文学鉴赏方面的功能被严重边缘化。一些课本的内容据介绍为：“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正面侧面反映‘三面红旗’的只有46篇，仅占全部教材501篇的9.2%。而新教材第一册，歌颂‘三面红旗’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课文占70%以上。从十一册至二十册，反映‘三面红旗’的约占整个课文的25%强。”
第五次，毛主席著作成了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指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随后，负责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取消了。
第六次，改革开放后，传统经典文章逐渐回归，但与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离
“文革”结束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组。200多名专家、教师、编辑被集中到北京香山饭店闭门编写新的教材。1978年，中、小学生们拿到了新的语文教科书。课文构成上，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被大量恢复，占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时文占了三分之一。当然，时代的余韵仍在——《你办事，我放心》进入了小学课文，《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进入了中学课文，不久又随着华国锋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被撤出教科书。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语文教育，虽然重新强调“读写训练”的重要性，但与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离。
第七次刚刚发生，语文版教科书40%文章换血，古诗文比例大增
2000年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从以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大”，渐渐变成“群雄相争”的局面，课文选择上也更加人性化。
不过，据报道，此次换血的指导思想不是人性化，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量增加古诗文（古诗和文言文）。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到全部课文的30%，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比例，从而引发争议。有学者认为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训练。而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训练，又当以现实生活需要为第一准则。无论怎么看，“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文，既超出了小学生语言能力的范畴，也不属于该阶段小学生学习的核心目标。也有学者包括学生家长认为，增加古诗文比例，能够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据腾讯历史 2016年5月25日）
第一次，上世纪20年代的小学国语教育，用白话文全面替换文言文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当时设立了“中国文学课”，教材课文大多是古代散文。上世纪20年代初，北洋政府训令小学“国语课”全部使用白话文（语体文），初中教材第一年白话文须占四分之三，第二年占二分之一，第三年占四分之一。周作人、蔡元培、胡适、鲁迅、梁启超等人的文章，最受当时国文教材的欢迎。至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要求语文教材必须选取“党国要人”时文，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训词》等，遂进入语文教材。
第二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第一要务，朱自清的名作《背影》被逐出教科书
1949年，教科书进入“要由国家办”的新阶段。叶圣陶被指定担当这一重任。按叶的理念——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二者不可分割——教育部将以往惯用的“国语”，改成了“语文”。至于教材内容，则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很多传统名篇被撤出了教科书。最典型的，莫过于朱自清的《背影》。叶圣陶早年曾激赞《背影》，认为整篇文章无一处闲笔。但当1951年，有中学语文教师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评《背影》与当前政治任务矛盾时，叶圣陶也保不住这篇文章。这位教师声称：
“这课书，在今日青少年学生面前，抽象而颓弱地渲染着一个父子之爱，是与当前三大政治任务——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将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学生渲染得太深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本想参加军干校的同学，或感于父母年迈而迟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无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类的无谓的纷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青少年的眼泪，只有欢笑的眼泪，胜利的眼泪，以及对万恶敌人忿恨的眼泪。”
《人民教育》在编者按里高度赞誉该文，号召全国语文教师一起来检举教科书里其他“不适当的文章”，引发了语文教育界对《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语文教材。直到1982年，才再度回归。
第三次，学习苏联经验，中学阶段的“文学”课本大量选入名家名作和古诗文，淡化了政治宣传色彩
1953年，苏联专家曾批评中国的语文教育“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同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教……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遗害很大。”
在此背景下，从1954年起，经政治局批准，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将中学阶段的语文，重新划分为“汉语”和“文学”两个科目，分科进行教授。文学课本中所选文章，以名家名作居多，古诗文比例达到4成，政治色彩较之前大大削弱。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次改革很快就夭折了。1956年6月，全国语文教学会议被中途打断，康生严厉指责“文学课本非改不可，许多课文思想性不强，语言也混乱，可砍去百分之三十到五十，换选政治论文、社论和应用文。”到1958年，相关教材全部停用。
第四次，五四到解放前的传统名篇，几乎无一幸免被逐出了教科书
1958年，语文教材大换血。所选文章，基本上成了领袖著作和报刊文章的大集锦。除鲁迅的作品外，五四至1949年间的传统名篇，几乎无一幸免被逐出了教科书。
同年，国务院发文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编写教材。语文教科书在语言文字运用、文学鉴赏方面的功能被严重边缘化。一些课本的内容据介绍为：“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正面侧面反映‘三面红旗’的只有46篇，仅占全部教材501篇的9.2%。而新教材第一册，歌颂‘三面红旗’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课文占70%以上。从十一册至二十册，反映‘三面红旗’的约占整个课文的25%强。”
第五次，毛主席著作成了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指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随后，负责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也被取消了。
第六次，改革开放后，传统经典文章逐渐回归，但与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离
“文革”结束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组。200多名专家、教师、编辑被集中到北京香山饭店闭门编写新的教材。1978年，中、小学生们拿到了新的语文教科书。课文构成上，叶圣陶当年主持编选的经典文章被大量恢复，占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时文占了三分之一。当然，时代的余韵仍在——《你办事，我放心》进入了小学课文，《华政委关心咱庄户人》进入了中学课文，不久又随着华国锋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被撤出教科书。
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语文教育，虽然重新强调“读写训练”的重要性，但与真正的思想解放仍有很大的距离。
第七次刚刚发生，语文版教科书40%文章换血，古诗文比例大增
2000年后，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从以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大”，渐渐变成“群雄相争”的局面，课文选择上也更加人性化。
不过，据报道，此次换血的指导思想不是人性化，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量增加古诗文（古诗和文言文）。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到全部课文的30%，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比例，从而引发争议。有学者认为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训练。而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训练，又当以现实生活需要为第一准则。无论怎么看，“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诗文，既超出了小学生语言能力的范畴，也不属于该阶段小学生学习的核心目标。也有学者包括学生家长认为，增加古诗文比例，能够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据腾讯历史 2016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