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如何打造诚信
诚信，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古人说，诚信乃国家之“宝”。唐朝初年对诚信极为推崇。那么，当时是如何倡导诚信的呢？
国家层面，倡导诚信执政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澄清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钓鱼”的办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说，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但皇上“钓鱼”的办法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唐太宗知错即改，并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公元627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唐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标志，如何辨别佞臣呢？”那个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说：“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对错，您故意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坚持原则的人就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就是佞臣了。唐太宗想，这不同去年的“试赂”类似么？哪能再玩这类不讲诚信的小伎俩？！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照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权术玩些小聪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
李世民是个十分善于借鉴历史的皇帝。他曾经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西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始皇）得天下，益尚诈力。”西周与秦始皇得到天下后，两个不同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着巨大反差，李世民指出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政府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贞观十年（636年），大臣魏征向唐太宗上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此一番话与唐朝初年政府积极打造诚信有着渊源，那时统治者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大纲。”
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当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适合春耕播种。唐县丞担心囚犯家里误了农时，就同意囚犯先回去忙农事，约好一忙完田里活计后，要立即回来继续坐牢。囚犯们都作了承诺。于是，“（唐）临纵之，使归耕种”。农忙一过，所有的囚犯一个不少地“皆如期而返”。这个事例传为千古美谈。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不是因为当时的刑罚轻，而是“德礼诚信”的治国纲领潜移默化地教化了百姓所致。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帝（唐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即让死刑犯过完年，秋天自己来京城接受处死。第二年秋天，也就是贞观七年（633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一个也没有少！全部按时按点地回来接受死刑处罚！一时之间，唐太宗也被这些守诺言讲诚信的死囚所感动，放宽了对死囚犯的处罚。
唐朝诗人写过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社会问题就反映到了这首《江南曲》中来了。诗人“化身”为一个独守空闺的少妇，异想天开，说潮水虽然不是人，但是它“讲诚信”，每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涨潮，因而嫁给一个不信守诺言的商人还不如嫁个弄潮之人，他还能随着有“诚信”的潮水定期回来与妻子共享于飞之乐呢！
其实，普通人的想法最直白、实际，孤寂苦闷的少妇希望自己只顾赚钱的丈夫能重闺房之约，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丈夫，不让期望的人等待得太久。从唐代盛行闺怨诗来看，类似于瞿塘贾之妻的想法不在少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不讲诚信不守诺言是唾弃的，反之，讲诚信的人受到格外青睐。
君臣上下，视诚信为至宝
讲诚信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标签。最能体现李世民品格的是在他成为玄武门之变胜利者之后的表现。“政敌”李建成的心腹、在玄武门事变中与李世民对抗的将军冯立、谢叔方，得知李世民不追究历史问题时，都主动向朝廷自首。而另一个逃入终南山的李建成的心腹将军薛万彻，此人极其谨慎，不相信李世民真的会放过他，就带了几十个兵坚持躲在山里“打游击”。为了显示朝廷宽大为怀，“（李）世民屡使谕之”。几次过后，当薛万彻多方侦查得知李建成当年的部属确实都没有受到打击后，终于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于是，这三位将军分别被重新委任官职，并且尽心做事，颇有政绩。尤其是薛万彻深得唐太宗赏识，在唐朝平定突厥、消灭薛延陀部，以及征讨高句丽时，带兵打仗，智勇过人，屡立大功，唐太宗将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他。
李世民讲诚信守诺言，当他掌权后，诚心重用了原先李建成一系的一批德才兼备的部下，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他们效忠于李世民，殚精竭力，辅佐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
君讲诚信，臣也诚信。唐中宗时期的大臣萧至忠，曾经与朋友约好某日于街中某处相会。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来，家人都劝说他不要赴约了，或者派个仆人代他去告知朋友，改约他日。但是，萧至忠认为：“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坚持亲自去赴约。萧至忠在约定地点，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长时间，雪下了一尺多厚，那个朋友才来。
（摘自《文史天地》 李晓巧/文）
国家层面，倡导诚信执政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澄清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钓鱼”的办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说，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但皇上“钓鱼”的办法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唐太宗知错即改，并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公元627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唐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标志，如何辨别佞臣呢？”那个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说：“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对错，您故意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坚持原则的人就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就是佞臣了。唐太宗想，这不同去年的“试赂”类似么？哪能再玩这类不讲诚信的小伎俩？！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照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权术玩些小聪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
李世民是个十分善于借鉴历史的皇帝。他曾经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西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始皇）得天下，益尚诈力。”西周与秦始皇得到天下后，两个不同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着巨大反差，李世民指出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政府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贞观十年（636年），大臣魏征向唐太宗上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此一番话与唐朝初年政府积极打造诚信有着渊源，那时统治者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大纲。”
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当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适合春耕播种。唐县丞担心囚犯家里误了农时，就同意囚犯先回去忙农事，约好一忙完田里活计后，要立即回来继续坐牢。囚犯们都作了承诺。于是，“（唐）临纵之，使归耕种”。农忙一过，所有的囚犯一个不少地“皆如期而返”。这个事例传为千古美谈。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不是因为当时的刑罚轻，而是“德礼诚信”的治国纲领潜移默化地教化了百姓所致。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帝（唐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即让死刑犯过完年，秋天自己来京城接受处死。第二年秋天，也就是贞观七年（633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一个也没有少！全部按时按点地回来接受死刑处罚！一时之间，唐太宗也被这些守诺言讲诚信的死囚所感动，放宽了对死囚犯的处罚。
唐朝诗人写过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社会问题就反映到了这首《江南曲》中来了。诗人“化身”为一个独守空闺的少妇，异想天开，说潮水虽然不是人，但是它“讲诚信”，每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涨潮，因而嫁给一个不信守诺言的商人还不如嫁个弄潮之人，他还能随着有“诚信”的潮水定期回来与妻子共享于飞之乐呢！
其实，普通人的想法最直白、实际，孤寂苦闷的少妇希望自己只顾赚钱的丈夫能重闺房之约，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丈夫，不让期望的人等待得太久。从唐代盛行闺怨诗来看，类似于瞿塘贾之妻的想法不在少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不讲诚信不守诺言是唾弃的，反之，讲诚信的人受到格外青睐。
君臣上下，视诚信为至宝
讲诚信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标签。最能体现李世民品格的是在他成为玄武门之变胜利者之后的表现。“政敌”李建成的心腹、在玄武门事变中与李世民对抗的将军冯立、谢叔方，得知李世民不追究历史问题时，都主动向朝廷自首。而另一个逃入终南山的李建成的心腹将军薛万彻，此人极其谨慎，不相信李世民真的会放过他，就带了几十个兵坚持躲在山里“打游击”。为了显示朝廷宽大为怀，“（李）世民屡使谕之”。几次过后，当薛万彻多方侦查得知李建成当年的部属确实都没有受到打击后，终于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于是，这三位将军分别被重新委任官职，并且尽心做事，颇有政绩。尤其是薛万彻深得唐太宗赏识，在唐朝平定突厥、消灭薛延陀部，以及征讨高句丽时，带兵打仗，智勇过人，屡立大功，唐太宗将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他。
李世民讲诚信守诺言，当他掌权后，诚心重用了原先李建成一系的一批德才兼备的部下，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他们效忠于李世民，殚精竭力，辅佐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
君讲诚信，臣也诚信。唐中宗时期的大臣萧至忠，曾经与朋友约好某日于街中某处相会。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来，家人都劝说他不要赴约了，或者派个仆人代他去告知朋友，改约他日。但是，萧至忠认为：“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坚持亲自去赴约。萧至忠在约定地点，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长时间，雪下了一尺多厚，那个朋友才来。
（摘自《文史天地》 李晓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