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抗霾史
雾霾，已成为北京无法摆脱的一个标签。
17年前，因申奥治理大气污染而成立的北京“蓝天工程”课题组就已预见到，PM2.5（雾霾的主要成分之一）将是未来大气污染控制面临的难点问题。
从那时开始，北京铆足了力气推进空气污染整治工作：外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革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设PM2.5监测指标；制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探索区域性联防联控的机制……
北京十余年来的“抗霾”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1998年比，PM2.5自2013年监测以来年平均数值三连降，2015年前11个月累计平均浓度为7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6%。
然而，北京“抗霾”的成绩单，距离2017年PM2.5年均浓度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值与公众的实际感受仍不相匹配，雾霾在2015年仍然来得凶猛且频繁。
PM2在1998-1999年
占比已高达61%
“北京‘灰蒙蒙的天’，‘白天的太阳像云中的月亮’……”这是《北京日报》2002年的一则报道，回顾了北京1997-1998年间遭遇的空气“异常情况”，实际上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雾霾”。
1998年，北京再次申奥，国务院将北京市列入全国唯一的环境治理重点区域，要求限期治理。
当年8月，北京市召集一批环境领域专业团队，开始单独针对空气质量进行治理对策研究，名为北京“蓝天工程”。
当时的大气综合观测结果显示，1988-1998年，北京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平均质量浓度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减少，但不同尺度的粒子浓度却发生着重要变化，直径大于2微米的粗粒子减少约10%左右；而直径0.1-2.0微米的粒子增幅达15%以上。监测数据还显示，北京市大气中直径小于2微米的细颗粒，在1998年至1999年间比例达到了61%。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回顾这个课题时称，这标志着北京的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染转向煤烟与尾气叠加的复合型大气污染。
奥运年PM10
比9年前下降66.48%
乘申奥东风，在“蓝天工程”课题组立项之前，北京市的治污行动已经开展。为控制煤烟型污染、机动车污染、扬尘污染、工业污染而制定的四大对策、18项措施在北京渐次铺开。
从1998年末开始，北京市实施总投资达122亿美元的环境改善计划，为治理煤烟型污染，北京市提出改善能源结构，“煤改气”、“煤改电”、低硫煤得到大力推广。
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方面，北京市制订了一套严于国家标准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全面实行汽油无铅化。对近18万辆1995年以后上牌照的在用车、10万辆1995年以前上牌照的在用车，加装尾气处理装置，使其基本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污染源的控制，截至2000年，有60多家企业迁出市区，按照1999-2004年《北京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四环路内企业还要每年搬迁出市区20-30家。
各项整治措施推行两年后，北京绿化率达到36%，大气的四项污染指标平均下降了20%。大气中二氧化硫由12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71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伦敦、巴黎、东京、首尔4-8年的下降幅度。
从数据来说，北京市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从2000年的177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PM10年均浓度，2008年较1999年下降了66.48%。
PM2.5被“推入”官方监测标准
尽管环保部门发布的空气优良天数剧增，但公众感受到的雾霾天数却也在持续增加，以至于很多人质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一个原因是，大气污染整治的速度跟不上污染排放的增长速度。
1998年至2012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翻了3倍，超过300万辆，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2012年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当于在2011年全市污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
而官方数据与公众切身感受存在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雾霾主要成因的PM2.5一直未被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之中。
据《南方周末》2011年报道，彼时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PM2.5被纳入新国标的话，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
2011年底，历经3年20余次修改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提高了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自2012年开始，北京不再使用“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指标，改用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率指标，其中就包括了PM2.5。
与周边城市试点联动预警
雾霾在城市上空飘来飘去，不受地界束缚，因此对其治理也不能一城或一省各自为战。
201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气中“有24.5%不是北京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来的，天津烧煤近7000万吨，河北烧煤2亿吨。”
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成立，涵盖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环保部等七部委，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长期从事能源环境治理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伟称，区域性联防联控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系统性工程，不但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还需其他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如河北无论污染物排放总量还是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远高于北京、天津，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财力，河北本省能力难以实现与京津同步治理，这将延缓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进程。
针对这种情况，“京津冀协作小组”研究了“2+4”核心区的结对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北京与廊坊、保定，天津与唐山、沧州分别对接，重点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河北4市，落实重点工程项目。后又发布了《京津冀核心区域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及应急联动工作方案（试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提出，当预测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沧州6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空气质量未来连续4天及以上持续达到5级（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时，6市将共同提前启动实施各自的最高一级应急减排措施，以遏制区域空气中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如上述试点方案能够成功，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全境。
（据光明网 梁月静/文 2015年12月23日）
17年前，因申奥治理大气污染而成立的北京“蓝天工程”课题组就已预见到，PM2.5（雾霾的主要成分之一）将是未来大气污染控制面临的难点问题。
从那时开始，北京铆足了力气推进空气污染整治工作：外迁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革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设PM2.5监测指标；制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探索区域性联防联控的机制……
北京十余年来的“抗霾”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1998年比，PM2.5自2013年监测以来年平均数值三连降，2015年前11个月累计平均浓度为74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6%。
然而，北京“抗霾”的成绩单，距离2017年PM2.5年均浓度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值与公众的实际感受仍不相匹配，雾霾在2015年仍然来得凶猛且频繁。
PM2在1998-1999年
占比已高达61%
“北京‘灰蒙蒙的天’，‘白天的太阳像云中的月亮’……”这是《北京日报》2002年的一则报道，回顾了北京1997-1998年间遭遇的空气“异常情况”，实际上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雾霾”。
1998年，北京再次申奥，国务院将北京市列入全国唯一的环境治理重点区域，要求限期治理。
当年8月，北京市召集一批环境领域专业团队，开始单独针对空气质量进行治理对策研究，名为北京“蓝天工程”。
当时的大气综合观测结果显示，1988-1998年，北京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平均质量浓度变化不大甚至略有减少，但不同尺度的粒子浓度却发生着重要变化，直径大于2微米的粗粒子减少约10%左右；而直径0.1-2.0微米的粒子增幅达15%以上。监测数据还显示，北京市大气中直径小于2微米的细颗粒，在1998年至1999年间比例达到了61%。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回顾这个课题时称，这标志着北京的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染转向煤烟与尾气叠加的复合型大气污染。
奥运年PM10
比9年前下降66.48%
乘申奥东风，在“蓝天工程”课题组立项之前，北京市的治污行动已经开展。为控制煤烟型污染、机动车污染、扬尘污染、工业污染而制定的四大对策、18项措施在北京渐次铺开。
从1998年末开始，北京市实施总投资达122亿美元的环境改善计划，为治理煤烟型污染，北京市提出改善能源结构，“煤改气”、“煤改电”、低硫煤得到大力推广。
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方面，北京市制订了一套严于国家标准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全面实行汽油无铅化。对近18万辆1995年以后上牌照的在用车、10万辆1995年以前上牌照的在用车，加装尾气处理装置，使其基本达到新的排放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污染源的控制，截至2000年，有60多家企业迁出市区，按照1999-2004年《北京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四环路内企业还要每年搬迁出市区20-30家。
各项整治措施推行两年后，北京绿化率达到36%，大气的四项污染指标平均下降了20%。大气中二氧化硫由12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71微克/立方米，相当于伦敦、巴黎、东京、首尔4-8年的下降幅度。
从数据来说，北京市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全年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从2000年的177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PM10年均浓度，2008年较1999年下降了66.48%。
PM2.5被“推入”官方监测标准
尽管环保部门发布的空气优良天数剧增，但公众感受到的雾霾天数却也在持续增加，以至于很多人质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一个原因是，大气污染整治的速度跟不上污染排放的增长速度。
1998年至2012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翻了3倍，超过300万辆，常住人口接近2000万。2012年全市污染物排放量大致相当于在2011年全市污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小到中型城市的排放量。
而官方数据与公众切身感受存在偏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雾霾主要成因的PM2.5一直未被纳入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之中。
据《南方周末》2011年报道，彼时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PM2.5被纳入新国标的话，城市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
2011年底，历经3年20余次修改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将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提高了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自2012年开始，北京不再使用“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指标，改用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率指标，其中就包括了PM2.5。
与周边城市试点联动预警
雾霾在城市上空飘来飘去，不受地界束缚，因此对其治理也不能一城或一省各自为战。
201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气中“有24.5%不是北京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来的，天津烧煤近7000万吨，河北烧煤2亿吨。”
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成立，涵盖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环保部等七部委，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长期从事能源环境治理研究的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汤伟称，区域性联防联控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系统性工程，不但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还需其他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如河北无论污染物排放总量还是空气中污染物浓度，远高于北京、天津，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财力，河北本省能力难以实现与京津同步治理，这将延缓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进程。
针对这种情况，“京津冀协作小组”研究了“2+4”核心区的结对合作机制，具体而言，北京与廊坊、保定，天津与唐山、沧州分别对接，重点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河北4市，落实重点工程项目。后又发布了《京津冀核心区域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及应急联动工作方案（试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提出，当预测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沧州6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空气质量未来连续4天及以上持续达到5级（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时，6市将共同提前启动实施各自的最高一级应急减排措施，以遏制区域空气中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如上述试点方案能够成功，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全境。
（据光明网 梁月静/文 2015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