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另类“动物长征”
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如果看到这么一支神奇的动物大队行进在路上，你会不会觉得吃惊？1937年12月到1938年11月间，在南京通往重庆的路上，就有这么一支另类的动物大队在跋涉。它们的“队长”叫王酉亭，当时的身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畜牧场长。
战争到来，他和1000多只动物较上劲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即将进逼南京。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10月下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开始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12月5日，王酉亭在中山码头送别妻儿西行，他自己却留在了南京。
王酉亭工作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其学生人数、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当时在亚洲堪称首屈一指。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畜牧场，再三叮嘱场长王酉亭：“敌人逼近，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认为，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如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如何将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36岁的场长王酉亭果断决策指挥，立即动手赶制板条木笼，筹集资金、医药、粮草物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具体准备工作。
400米的动物大军浩浩荡荡上路了
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王酉亭只好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佣4条大木船。畜牧场职工则分头将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星夜寒风中，全部牲畜家禽被分批运送上船，第二天拂晓时到达浦口北岸。
为早日远离战场，王酉亭一行昼夜兼程，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长达400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王酉亭和职工们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
裹着风霜雨雪，西征队伍终于在1938年春节前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六安地区叶家集。此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动物断料人断粮。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将奔往重庆方向，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躲兵痞、躲土匪、躲战火，一路危机重重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路途中还多次险遇土匪，王酉亭一行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王酉亭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无奈此时寒冬来临，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
1938年3月，养精蓄锐的“动物大军”继续启程。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王酉亭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告知山区野狼成群，一旦攻击实难抵御，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王酉亭带领的这支“动物大军”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湖北中部，又在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
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桥梁已被炸毁，村庄燃起大火，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危险时王酉亭急中生智，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绕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
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4000多里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4000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在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帮助下，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西上，抵达重庆。
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3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
（摘自《现代快报》 黄志毅/文2015年10月15日）
战争到来，他和1000多只动物较上劲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即将进逼南京。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10月下旬，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开始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12月5日，王酉亭在中山码头送别妻儿西行，他自己却留在了南京。
王酉亭工作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其学生人数、师资人才、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当时在亚洲堪称首屈一指。校长罗家伦在离开南京前，曾来到农学院畜牧场，再三叮嘱场长王酉亭：“敌人逼近，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王酉亭和畜牧场的留守职工认为，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如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如何将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36岁的场长王酉亭果断决策指挥，立即动手赶制板条木笼，筹集资金、医药、粮草物资，做好动物西迁的具体准备工作。
400米的动物大军浩浩荡荡上路了
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王酉亭只好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佣4条大木船。畜牧场职工则分头将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星夜寒风中，全部牲畜家禽被分批运送上船，第二天拂晓时到达浦口北岸。
为早日远离战场，王酉亭一行昼夜兼程，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长达400米的动物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几百头猪、羊随后，每天仅能走一、二十里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王酉亭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王酉亭和职工们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家购买饲料、粮食，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天黑了，先安顿喂养好动物，大家才能席地而睡……
裹着风霜雨雪，西征队伍终于在1938年春节前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北麓，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六安地区叶家集。此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人困马乏，动物断料人断粮。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将奔往重庆方向，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躲兵痞、躲土匪、躲战火，一路危机重重
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见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路途中还多次险遇土匪，王酉亭一行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王酉亭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无奈此时寒冬来临，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人困马乏，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王酉亭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
1938年3月，养精蓄锐的“动物大军”继续启程。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王酉亭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告知山区野狼成群，一旦攻击实难抵御，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王酉亭带领的这支“动物大军”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湖北中部，又在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
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桥梁已被炸毁，村庄燃起大火，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危险时王酉亭急中生智，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绕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
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4000多里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4000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在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帮助下，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西上，抵达重庆。
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3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
（摘自《现代快报》 黄志毅/文2015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