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战”
抗日战争除了军队、武器、战略战术上的较量，经济上的较量也左右着战争最终的走向。
统一财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发行边币……与那些耳熟能详的战役名称相比，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里实行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与战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很少被人提及。烽火连天、短枪长炮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
起跑线上的落后拉开了两国经济差距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这是许多军事专家的观点，也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渐强，但因为国内资源匮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于是开始了对外扩张。
与日本相比，当时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
国防大学军队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波认为，日本开展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胜利，并壮大了自己，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后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付出巨额赔款，“日本经济再次得到滋长，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就此拉开。”刘波说。
抗日战争背后是中日双方经济的较量。我国当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便在1937年之前，我国经历过“黄金十年”，使得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与日本相比，中间差的台阶还很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部队如何在根据地扎根？
经济封锁下根据地自谋出路
1937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拨款为192.77万元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使用的计量货币），拨款比重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3.6倍。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基本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奔向延安，加入根据地，这给边区的生产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这些经济和生活困难甚至影响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将领，最严重时连饱饭都经常吃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说。
在重重封锁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首要工作。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纲领》在财政经济条款中，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来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等内容。
与农业发展并进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得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对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资料显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是52.63万元法币，1941年，财政收入为 1960.51万元法币，1942年达34887.5万元法币。“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壮大了根据地，自己养活了自己。而根据地发展的工业也给民族工业和解放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物资设备、人才和经验的积累，很多老八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领导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工作。”刘高平强调。
根据地的经济生产给前线的战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装备供应。比如，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这些兵工厂给抗战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军备武器。
稳固的财政为前线提供了保障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保障军事力量，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建立了财政厅，有专业的财政组织机构。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部改组为边区政府财政厅。
1937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指出：在抗战中统一财政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陕甘宁边区统一财政范围，首先是统一收入和支出、现金管理，此外还有整顿粮食管理和统一边区预决算制度。
统一的财政管理政策让边区的整体财政收入增加了。然而，国民政府从1940年开始对边区政府进行封锁、围剿，边区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完全自给自足难以保障，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难以继续实行。因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从1942年开始修订，转为“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体制。决定发给各部门、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
为了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陕甘宁边区又从194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体制，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的部分，下放到各区去实施。1944~1945年，主要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加强积蓄，准备反攻”。
此外，抗战期间，税收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历过多次调整。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之前，边区的税收是以轻税为主，由于边区有外援收入，边区政府对内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1941年，为了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增加税收收入，边区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增设了商业税和扩大货物税的征收范围。
当时还制定了许多财政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给企业，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等。
当年的经济政策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金融战也没有停止过。在《抗战财经记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登户研究所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当时，各个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了冀南银行，华东根据地建立了北海银行，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等。在根据地，这些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且把法币、伪币从市场上逐步收回，让法币、伪币在根据地内无法流通。
另外，当时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据地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后，还伪造根据地的货币，对此，根据地一方面是收缴、销毁这些假币、伪币，另一方面教育根据地民众抵制使用这些假币，并且懂得识别假币。
此外，根据地还发行了商品流通券。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光华券就是在根据地内流通的一种代替货币的流通券，根据地的银行通过这种流通券抵制法币，避免物资外流。
抗战期间，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对现在的国家治理、财政和经济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摘自《中国青年报》 宁迪王林/文 2015年9月8日）
统一财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发行边币……与那些耳熟能详的战役名称相比，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里实行的一系列经济举措与战争之间的紧密关联却很少被人提及。烽火连天、短枪长炮的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
起跑线上的落后拉开了两国经济差距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这是许多军事专家的观点，也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渐强，但因为国内资源匮乏，需要大量的原料地和产品倾销地，于是开始了对外扩张。
与日本相比，当时中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
国防大学军队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波认为，日本开展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的经济实力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胜利，并壮大了自己，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却失败了。后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付出巨额赔款，“日本经济再次得到滋长，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就此拉开。”刘波说。
抗日战争背后是中日双方经济的较量。我国当时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便在1937年之前，我国经历过“黄金十年”，使得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与日本相比，中间差的台阶还很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共产党面前：部队如何在根据地扎根？
经济封锁下根据地自谋出路
1937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拨款为192.77万元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使用的计量货币），拨款比重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3.6倍。但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就基本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财政拨款。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奔向延安，加入根据地，这给边区的生产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这些经济和生活困难甚至影响到了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将领，最严重时连饱饭都经常吃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刘高平说。
在重重封锁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首要工作。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纲领》在财政经济条款中，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来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发展等内容。
与农业发展并进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也使得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对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资料显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是52.63万元法币，1941年，财政收入为 1960.51万元法币，1942年达34887.5万元法币。“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壮大了根据地，自己养活了自己。而根据地发展的工业也给民族工业和解放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尤其是物资设备、人才和经验的积累，很多老八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领导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工作。”刘高平强调。
根据地的经济生产给前线的战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和装备供应。比如，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这些兵工厂给抗战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军备武器。
稳固的财政为前线提供了保障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保障军事力量，抗战期间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也在不断变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根据地都建立了财政厅，有专业的财政组织机构。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部改组为边区政府财政厅。
1937年1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统一财政问题》的通令，指出：在抗战中统一财政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一切抗战动员，都需要调节款项，才能充实战争力量。陕甘宁边区统一财政范围，首先是统一收入和支出、现金管理，此外还有整顿粮食管理和统一边区预决算制度。
统一的财政管理政策让边区的整体财政收入增加了。然而，国民政府从1940年开始对边区政府进行封锁、围剿，边区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完全自给自足难以保障，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难以继续实行。因而统筹统支的财政体制从1942年开始修订，转为“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的财政体制。决定发给各部门、机关一部分生产资金，各自经营，解决其经费开支。
为了进一步减轻政府负担，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陕甘宁边区又从1943年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的财政体制，由边区政府统筹统支的部分，下放到各区去实施。1944~1945年，主要实施的财政政策是“加强积蓄，准备反攻”。
此外，抗战期间，税收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历过多次调整。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1年之前，边区的税收是以轻税为主，由于边区有外援收入，边区政府对内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1941年，为了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增加税收收入，边区政府进行了税制改革，增设了商业税和扩大货物税的征收范围。
当时还制定了许多财政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给企业，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等。
当年的经济政策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金融战也没有停止过。在《抗战财经记忆》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登户研究所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当时，各个根据地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了冀南银行，华东根据地建立了北海银行，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等。在根据地，这些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且把法币、伪币从市场上逐步收回，让法币、伪币在根据地内无法流通。
另外，当时日本侵略者知道根据地有自己的银行和货币后，还伪造根据地的货币，对此，根据地一方面是收缴、销毁这些假币、伪币，另一方面教育根据地民众抵制使用这些假币，并且懂得识别假币。
此外，根据地还发行了商品流通券。如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光华券就是在根据地内流通的一种代替货币的流通券，根据地的银行通过这种流通券抵制法币，避免物资外流。
抗战期间，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方针政策，对现在的国家治理、财政和经济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摘自《中国青年报》 宁迪王林/文 2015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