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巢老人或超亿人
农村养儿已不能防老
89岁的王有太足够幸运，在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的那场大火中得以逃生。
5月25日，女儿王双霞找到他时，他赤脚穿着秋衣秋裤，闭眼坐在马路边，一声不吭。彼时，老人所有身外物连同他昔日入住的“铁皮屋”化为灰烬。就在4个小时前，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火灾，38人在这场大火中遇难、6人受伤。
王双霞在感慨父亲命大的同时，表示不会再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了，“赡养老人的事情，必须得让他们自己办。”“他们”指老人的3个儿子，王双霞的3个弟弟。除了老二王双定留在老家鲁山县库渠乡高庄村务农外，其他两人都在外地打工。火灾5天后，他们仍未能赶回老家看望父亲。“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鲁山，虽为农业县，但人均“好地”（能够种植玉米和小麦）不足半亩，人均“坡地”（仅能种植红薯）不足一亩。在土地里刨食，仅能满足温饱。于是许多人选择离开，沿着城市的路径，前往异乡讨生活。
年轻人大量外流的现象，在全国以农业为主且较贫困的地区并不鲜见，鲁山是一个缩影。人口的外流，附带效应是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功能被极度弱化，农村社会传统的“养儿防老”陷入僵局。
家庭条件稍好的，如王有太，被送至养老院。不好的，则仍在田间劳作，用粗茶淡饭填补日常的空虚。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孤死家中的事件时有曝光，国家层面虽数度颁发文件重视农村养老问题，然而执行乏力。“关注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否则以后要付出更高的社会代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
养儿不再能防老
75岁之前的王有太，靠种地生活。76岁那年，他手抖得厉害，连饭碗都端不住，在县城寻医问药无果后，儿女们只能任由其病情发展。
之后，3个儿子每人每年给老人200斤小麦，每月25元零花钱。王有太由老伴一人照顾，3年前，老伴因病去世，王有太被送至老年公寓，费用为每月1400元，3个儿子均摊。
在高庄村，多数老人与王有太有着相似的家庭格局和养老轨迹：儿女较多，除去因脑溢血、高血压引发的半身瘫痪以及癌症卧床等重大疾病外，多数老人坚持在田间劳作。
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在1.9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农村老年人口约有1.2亿，空巢老人约9000万人。中国自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持续以每年3.2％的速度不断增长。以此推算，至今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已过亿。
高庄村村委会主任张国宝表示，在他们村，孝顺的标准为让老人吃饱、穿暖、有地儿住。这一标准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村均适用。
在陆杰华看来，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与城市老人有很大差距，过去公众关注的多为城镇养老问题，农村的养老问题被尘封太久。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施行。具体到河南标准为：子女每年为父母缴100元的保费，缴满15年且父母满60岁后，每月可领取60元的养老金。“每月60元，在提高农村老人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方面是杯水车薪。”陆杰华说，而高门槛、低保障的特点，使其覆盖面窄，受益老人数量有限。
鲁山每个乡镇均有一间敬老院，入院资格较严格，仅接收本乡镇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人。按照每人每年3500元的标准，由县级财政拨款。“给的钱太少了。”鲁山县露峰敬老院院长张明光说，敬老院目前入住10人。为了使敬老院不出现财务亏空，他开辟了2亩地，种植玉米和小麦，还种了半亩地蔬菜，用以维持老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露峰敬老院，工作人员仅有一名管理人员和一名为老人们做饭的农妇。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自己打理，生病后院方通知老人的监护人将其接走。“我们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去请护工。”张明光说。
除去福利色彩浓重的敬老院，鲁山县境内另有两家养老院，一家是县人民医院创办的康乐养老院，可容纳100人；另一家是民营的康乐园老年公寓，最多能容纳200余人。
鲁山县人口为92.7万，按照10％的老龄化社会的最低标准，可推算出鲁山老年人口的下限为9.27万。两所养老院可容纳的老人数量仅为全县老年人数量的0.03％，养老机构存在极大缺口。这也是康乐园老年公寓自2010年后急速扩张的主因，但一场大火曝光了扩张背后的种种问题。
急速扩张的代价
郭亚斌于2014年7月将父亲郭玉送到康乐园老年公寓，老人此前因脑溢血后遗症导致半身瘫痪。对于选择这家养老院的原因，郭亚斌的妻子解释：民政局办的敬老院进不去，而县医院主办的康乐养老院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只能选择这家民营的养老院。
对于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指控”，康乐养老院院长肖丙银强调他们的“公立”身份，“如果病人出现意外，我们是要担责的”，“民营养老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敢收。”
2010年，拿到民政局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后，康乐园老年公寓迅速从二三十人的规模发展到最多可容纳200余人，为了降低建设成本，新增房屋均为彩钢房，这种简易房屋一般被用于建筑工地的临时用房。
中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养老院建筑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居室不应采用易燃、易碎、化纤及散发有害有毒气味的装修材料。而河南省政府2011年养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显示，当年康乐园老年公寓年检结果为“合格”。
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看来，这次的事件很多方面不只是养老院的问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前提下，很多不合标准的养老机构也通过了年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令其符合标准，而不是睁只眼闭只眼或一关了之。”
在陆杰华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现有的养老机构基本不能正常运营，而为保正常运转，只能压缩老人的生活水平。“这是历史的欠账。”陆杰华说，“中西部地区没有太多钱投资农村老人的养老事业，这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肖丙银希望慈善单位、社会团体的资金能够注入养老机构，“在目前看来，建造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爱心养老院，是养老事业的最佳选择。”他说。
但杜鹏认为，把爱心作为养老服务这一民生事业的根基，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他看来，“公建民营”模式能够解决民营机构在用地、硬件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困难。“民营机构的长处是提供服务，对其任务进行分解，能够减缓这些机构之前面临的双重压力，使收费趋于合理，让更多老人有机会享受服务。即使在相同的收费条件下，也有更多的资金去提高服务。”
（据中国经济网 张一鸾/文2015年6月9日）
5月25日，女儿王双霞找到他时，他赤脚穿着秋衣秋裤，闭眼坐在马路边，一声不吭。彼时，老人所有身外物连同他昔日入住的“铁皮屋”化为灰烬。就在4个小时前，康乐园老年公寓发生火灾，38人在这场大火中遇难、6人受伤。
王双霞在感慨父亲命大的同时，表示不会再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了，“赡养老人的事情，必须得让他们自己办。”“他们”指老人的3个儿子，王双霞的3个弟弟。除了老二王双定留在老家鲁山县库渠乡高庄村务农外，其他两人都在外地打工。火灾5天后，他们仍未能赶回老家看望父亲。“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鲁山，虽为农业县，但人均“好地”（能够种植玉米和小麦）不足半亩，人均“坡地”（仅能种植红薯）不足一亩。在土地里刨食，仅能满足温饱。于是许多人选择离开，沿着城市的路径，前往异乡讨生活。
年轻人大量外流的现象，在全国以农业为主且较贫困的地区并不鲜见，鲁山是一个缩影。人口的外流，附带效应是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功能被极度弱化，农村社会传统的“养儿防老”陷入僵局。
家庭条件稍好的，如王有太，被送至养老院。不好的，则仍在田间劳作，用粗茶淡饭填补日常的空虚。近几年，农村老人自杀、孤死家中的事件时有曝光，国家层面虽数度颁发文件重视农村养老问题，然而执行乏力。“关注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刻不容缓，否则以后要付出更高的社会代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
养儿不再能防老
75岁之前的王有太，靠种地生活。76岁那年，他手抖得厉害，连饭碗都端不住，在县城寻医问药无果后，儿女们只能任由其病情发展。
之后，3个儿子每人每年给老人200斤小麦，每月25元零花钱。王有太由老伴一人照顾，3年前，老伴因病去世，王有太被送至老年公寓，费用为每月1400元，3个儿子均摊。
在高庄村，多数老人与王有太有着相似的家庭格局和养老轨迹：儿女较多，除去因脑溢血、高血压引发的半身瘫痪以及癌症卧床等重大疾病外，多数老人坚持在田间劳作。
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在1.9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农村老年人口约有1.2亿，空巢老人约9000万人。中国自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持续以每年3.2％的速度不断增长。以此推算，至今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已过亿。
高庄村村委会主任张国宝表示，在他们村，孝顺的标准为让老人吃饱、穿暖、有地儿住。这一标准在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村均适用。
在陆杰华看来，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与城市老人有很大差距，过去公众关注的多为城镇养老问题，农村的养老问题被尘封太久。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施行。具体到河南标准为：子女每年为父母缴100元的保费，缴满15年且父母满60岁后，每月可领取60元的养老金。“每月60元，在提高农村老人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方面是杯水车薪。”陆杰华说，而高门槛、低保障的特点，使其覆盖面窄，受益老人数量有限。
鲁山每个乡镇均有一间敬老院，入院资格较严格，仅接收本乡镇无儿无女的五保户老人。按照每人每年3500元的标准，由县级财政拨款。“给的钱太少了。”鲁山县露峰敬老院院长张明光说，敬老院目前入住10人。为了使敬老院不出现财务亏空，他开辟了2亩地，种植玉米和小麦，还种了半亩地蔬菜，用以维持老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露峰敬老院，工作人员仅有一名管理人员和一名为老人们做饭的农妇。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自己打理，生病后院方通知老人的监护人将其接走。“我们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去请护工。”张明光说。
除去福利色彩浓重的敬老院，鲁山县境内另有两家养老院，一家是县人民医院创办的康乐养老院，可容纳100人；另一家是民营的康乐园老年公寓，最多能容纳200余人。
鲁山县人口为92.7万，按照10％的老龄化社会的最低标准，可推算出鲁山老年人口的下限为9.27万。两所养老院可容纳的老人数量仅为全县老年人数量的0.03％，养老机构存在极大缺口。这也是康乐园老年公寓自2010年后急速扩张的主因，但一场大火曝光了扩张背后的种种问题。
急速扩张的代价
郭亚斌于2014年7月将父亲郭玉送到康乐园老年公寓，老人此前因脑溢血后遗症导致半身瘫痪。对于选择这家养老院的原因，郭亚斌的妻子解释：民政局办的敬老院进不去，而县医院主办的康乐养老院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只能选择这家民营的养老院。
对于不收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指控”，康乐养老院院长肖丙银强调他们的“公立”身份，“如果病人出现意外，我们是要担责的”，“民营养老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敢收。”
2010年，拿到民政局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后，康乐园老年公寓迅速从二三十人的规模发展到最多可容纳200余人，为了降低建设成本，新增房屋均为彩钢房，这种简易房屋一般被用于建筑工地的临时用房。
中国《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养老院建筑应符合《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居室不应采用易燃、易碎、化纤及散发有害有毒气味的装修材料。而河南省政府2011年养老服务机构年检结果报表显示，当年康乐园老年公寓年检结果为“合格”。
在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看来，这次的事件很多方面不只是养老院的问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前提下，很多不合标准的养老机构也通过了年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令其符合标准，而不是睁只眼闭只眼或一关了之。”
在陆杰华的研究中，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现有的养老机构基本不能正常运营，而为保正常运转，只能压缩老人的生活水平。“这是历史的欠账。”陆杰华说，“中西部地区没有太多钱投资农村老人的养老事业，这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肖丙银希望慈善单位、社会团体的资金能够注入养老机构，“在目前看来，建造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爱心养老院，是养老事业的最佳选择。”他说。
但杜鹏认为，把爱心作为养老服务这一民生事业的根基，并不是长久之计。在他看来，“公建民营”模式能够解决民营机构在用地、硬件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困难。“民营机构的长处是提供服务，对其任务进行分解，能够减缓这些机构之前面临的双重压力，使收费趋于合理，让更多老人有机会享受服务。即使在相同的收费条件下，也有更多的资金去提高服务。”
（据中国经济网 张一鸾/文2015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