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现状:
城市买房付不起 老家建房住不上
“你是贵州人，还是广东人？”对“80后”王佳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她的孩子却可能已经答不出了。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中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几乎都在东莞度过，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慢慢升到1500元。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他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租的房间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说。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说，“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他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90后”打工者小尹，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月工资2000元。他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小尹说。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很多青年一代都有“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王佳的前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前任丈夫相亲。王佳的回忆是：“父母说我们年龄差不多，两家离得不远，感觉挺好。”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最终，王佳还是选择了离婚。
对于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2014年，王佳再婚有了孩子, 夫妻俩都在东莞打工。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
母的诸多压力。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辽宁本溪的姜国良2000年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他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王海军身上。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在苏州的一家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买了房子，准备和女友结婚。但他依然没信心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自己在苏州朋友圈子比较单调。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我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吕途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庄庆鸿王书画/文 2015年5月22日）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中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几乎都在东莞度过，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慢慢升到1500元。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他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租的房间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说。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说，“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他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90后”打工者小尹，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月工资2000元。他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小尹说。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很多青年一代都有“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王佳的前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前任丈夫相亲。王佳的回忆是：“父母说我们年龄差不多，两家离得不远，感觉挺好。”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最终，王佳还是选择了离婚。
对于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2014年，王佳再婚有了孩子, 夫妻俩都在东莞打工。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
母的诸多压力。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辽宁本溪的姜国良2000年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他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王海军身上。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在苏州的一家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买了房子，准备和女友结婚。但他依然没信心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自己在苏州朋友圈子比较单调。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我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吕途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庄庆鸿王书画/文 2015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