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的脚印
“赤脚医生”这名词首创于上海的川沙县（现为浦东新区川沙镇）江镇公社。当地有这么首儿歌：“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腿泥；放下药箱就种地，贫下中农欢迎伊。”
1967年12月，“赤脚医生”从民间登上川沙卫生部门的一个文件。首次公开亮相是翌年《文汇报》所发的《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转载此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9月14日，《人民日报》又予转载。9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赤脚医生”由此走向全国、传向世界。
“六二六”催开向阳花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崔嵬导演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故事片《红雨》主题歌，演唱者郭兰英。而催开“赤脚医生”这朵向阳花的，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一直关心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医疗卫生。1958年6月30日，读了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新闻的他，居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卫生部汇报时得知：城市医疗费占总医疗经费的75%，农村只有25%。毛泽东认为卫生在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严重偏差，他强调：“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把这一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1965年8月20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大会传达“六二六指示”，宣布每年组织千名医务人员下乡，县医院则抽调三分之一人员轮流下去。8月26日，上海第一所培养农村医生、学制3年的上海半农半读医学专科学校在嘉定马陆开学。12月，川沙县卫生局开办半农半医卫生学校。在人口2.8万多的江镇公社，这个因清代江姓在此建市而得名的地方（今因建浦东国际机场已与施湾并为浦东新区机场镇），也在12月借农业中学举办全住宿的农村卫生员培训，由21个大队推选28名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平均年龄23岁；文化程度多在高小以上，有的只读过三年书。其中有来自大沟大队的中共预备党员、21岁团支部书记王桂珍，两年后，她成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1966年3月，王桂珍等人结业回队。他们“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川沙县《关于巩固、提高大队卫生员（半农半医）的试行办法》规定：“赤脚医生”每年参加劳动120到140天，平时在大队办公室设诊或到田间巡回医疗。
一根银针治百病
培训时，王桂珍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在短短4个月里掌握医学院学生几年所学，这对只有小学程度的她困难很大：“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没看懂就问旁边的那个赤脚医生。”
刚回来时，人们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人家好几年培养一个医生，这黄毛丫头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茅草屋里能飞出金凤凰？王桂珍决心用实际行动回答。她苦练针灸，先在纸上练，再在自己身上扎。一根长针扎进肉，快速旋转进针，体会麻、沉、胀感觉，摸索最佳位置。
一天，有牙痛病人要针灸。可面对初出茅庐的王桂珍，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王桂珍就先扎自己演示，再给他扎。病人说真好，不痛了。
在村边空地，王桂珍他们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有能治拉肚子的马齿苋等；还专建了土药房，一排排木架上放着一个个贴着药名的装草药钵头，让大家少花钱也能治好病。
“赤脚”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不断的实践使王桂珍和伙伴们的医疗技术有了提高，能用近100种药，掌握100多个针灸穴位，会医治近100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及麻疹、肺炎和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同时，还做好农村粪水管理、饮用水消毒和预防流行病等公共卫生工作。1966年流脑、乙脑流行时，当地发病200例，到1968年几乎为零。在当时，“赤脚医生”确实改变了农村的缺医少药状况，缓解了城市的压力，造福了千万农民。
随着相关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转载，特别是因为毛泽东的批示，王桂珍出名了，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全国各地到江镇参观者，有时一天多达2000多人。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6年，国内外参观者有7.6万多人次。
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采访了王桂珍，还到她家吃了饭。1974年，王桂珍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言15分钟。在那份外交部审过的稿子里，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培训、看病，在农村的作用等。王桂珍说：“讲好之后，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向世界介绍“赤脚医生”的还有她的老师黄钰祥，那是在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上。
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它是当时国力有限和农民收入水平低等情况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及保障农民健康的法宝。
1979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医疗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持。据1989年底统计，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仅剩4.8%。农民因病致穷，因无法承受医疗负担而小病忍大病拖。为此，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向国务院递交 《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把“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国务院要求各地执行，由此开启农村合作医疗的新一轮改革。
（摘自《解放日报》 袁念琪/文 2015年2月17日）
1967年12月，“赤脚医生”从民间登上川沙卫生部门的一个文件。首次公开亮相是翌年《文汇报》所发的《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转载此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9月14日，《人民日报》又予转载。9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赤脚医生”由此走向全国、传向世界。
“六二六”催开向阳花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崔嵬导演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故事片《红雨》主题歌，演唱者郭兰英。而催开“赤脚医生”这朵向阳花的，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一直关心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生存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医疗卫生。1958年6月30日，读了江西余江消灭血吸虫病新闻的他，居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卫生部汇报时得知：城市医疗费占总医疗经费的75%，农村只有25%。毛泽东认为卫生在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严重偏差，他强调：“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把这一指示称为“六二六指示”。
1965年8月20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大会传达“六二六指示”，宣布每年组织千名医务人员下乡，县医院则抽调三分之一人员轮流下去。8月26日，上海第一所培养农村医生、学制3年的上海半农半读医学专科学校在嘉定马陆开学。12月，川沙县卫生局开办半农半医卫生学校。在人口2.8万多的江镇公社，这个因清代江姓在此建市而得名的地方（今因建浦东国际机场已与施湾并为浦东新区机场镇），也在12月借农业中学举办全住宿的农村卫生员培训，由21个大队推选28名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平均年龄23岁；文化程度多在高小以上，有的只读过三年书。其中有来自大沟大队的中共预备党员、21岁团支部书记王桂珍，两年后，她成为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1966年3月，王桂珍等人结业回队。他们“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川沙县《关于巩固、提高大队卫生员（半农半医）的试行办法》规定：“赤脚医生”每年参加劳动120到140天，平时在大队办公室设诊或到田间巡回医疗。
一根银针治百病
培训时，王桂珍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在短短4个月里掌握医学院学生几年所学，这对只有小学程度的她困难很大：“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没看懂就问旁边的那个赤脚医生。”
刚回来时，人们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说人家好几年培养一个医生，这黄毛丫头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茅草屋里能飞出金凤凰？王桂珍决心用实际行动回答。她苦练针灸，先在纸上练，再在自己身上扎。一根长针扎进肉，快速旋转进针，体会麻、沉、胀感觉，摸索最佳位置。
一天，有牙痛病人要针灸。可面对初出茅庐的王桂珍，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王桂珍就先扎自己演示，再给他扎。病人说真好，不痛了。
在村边空地，王桂珍他们种了100多种中草药，有能治拉肚子的马齿苋等；还专建了土药房，一排排木架上放着一个个贴着药名的装草药钵头，让大家少花钱也能治好病。
“赤脚”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不断的实践使王桂珍和伙伴们的医疗技术有了提高，能用近100种药，掌握100多个针灸穴位，会医治近100种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及麻疹、肺炎和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同时，还做好农村粪水管理、饮用水消毒和预防流行病等公共卫生工作。1966年流脑、乙脑流行时，当地发病200例，到1968年几乎为零。在当时，“赤脚医生”确实改变了农村的缺医少药状况，缓解了城市的压力，造福了千万农民。
随着相关文章在《红旗》、《人民日报》转载，特别是因为毛泽东的批示，王桂珍出名了，成为当时中国150万“赤脚医生”的代表，全国各地到江镇参观者，有时一天多达2000多人。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6年，国内外参观者有7.6万多人次。
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采访了王桂珍，还到她家吃了饭。1974年，王桂珍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言15分钟。在那份外交部审过的稿子里，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培训、看病，在农村的作用等。王桂珍说：“讲好之后，外国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来跟我握手，都说中国‘赤脚医生’好，都要走中国‘赤脚医生’的道路。”向世界介绍“赤脚医生”的还有她的老师黄钰祥，那是在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上。
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它是当时国力有限和农民收入水平低等情况下，解决农村缺医少药及保障农民健康的法宝。
1979年后，人民公社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医疗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持。据1989年底统计，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仅剩4.8%。农民因病致穷，因无法承受医疗负担而小病忍大病拖。为此，199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向国务院递交 《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把“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作为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国务院要求各地执行，由此开启农村合作医疗的新一轮改革。
（摘自《解放日报》 袁念琪/文 2015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