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呼唤“粮二代”
□本报记者 杨辉 徐琳
11月金秋，正是水稻收割的季节。
龙游县东华街道上杨村优生家庭农场的1100多亩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拖拉机停在田边等候运送稻谷。正在辛勤劳作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熟练操作着收割机的26岁的年轻农场主王学智，在这其中显得有些突兀。第一代种粮大户已年近花甲，王学智作为一名“粮二代”，从父亲王永生手中接过了交接棒，为种粮大户的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永生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一位农民都有此幸运。记者从浙西的江山到浙北的海盐，沿着浙江大地的晚稻收割图，一路寻访种田的“粮二代”。对当下的种粮现状有喜更有忧，喜的是今年的晚稻收成挺不错，不少种粮农民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忧的是广袤的田野上难得见到几个年轻的种粮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就业，“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农田的呼唤——“粮二代”，归来吧！
又苦又累又难，吓退“粮二代”
种粮，一直是一份又苦又累的差事，即便是农业科技发达、一些环节由农机替代的今天，依然无法摆脱风吹霜打、日晒雨淋的野外劳作，其辛苦程度不言而喻。江山市峡口镇曙光农场农场主周军指着农场里整排空荡荡的集体宿舍对记者说：“每年招大学毕业生来农场，有不少还是江山籍的，几乎都是因为一个“苦”字，干不了几个月就走了。即使是涉农专业的毕业生，也因为当职业农民觉得不够体面而转行。”
虽说近几年的种粮效益相比前些年有所提高，但对年轻人返乡种粮，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土地流转价格高、稳定性差，流转协议面临毁约、纠纷等风险，抵押物不足、融资贷款难，农业保险少、自然风险大，服务体系不健全……这些“成长的烦恼”，也困扰着新入行的职业农民。
沈会明，海盐县武原街道双桥村人，原来做小五金生意，积累了一些资本。这几年，他看到村里的几个种粮大户效益还不错，便于2013年结束小五金生意，流转了1300亩耕地，转行做起了职业农民。他原以为农业机械化已这么发达，种田应该会很轻松，可出乎他意料的是，流转的土地分布在5个片，基础设施跟不上，机械化操作十分不便。“这一年多来，种粮真是又苦又累，效益比不上做小五金不说，前期在农田投入的200多万元，一半都没收回来。”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一个劲地倒苦水，连连说后悔，现在是“湿手捞干面粉”，不种不行，种也不行。
种粮中的一个个难题，阻挡了“粮二代”加入职业农民行列的脚步。“80后、90后如果大学毕业回家种田，是要被村里人笑话的。”海盐县秦山街道落塘社区主任陈军告诉记者，村里即便是有心想投身农业的年轻人，在比较过投入和产出效益以及劳作的辛苦程度后，大多选择了放弃，“年轻人想要承包土地种粮，父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有效益有荣誉，让种粮成体面职业
“要让种粮真正成为农民体面的职业，不能光靠给种粮大户一些政治荣誉，还得解决一个收入体面的问题。如果能种一千来亩地，一年能有三五十万元收入，在衢州就比较体面了，自然也就会有‘粮二代’投身种粮这一行。”衢州市农业局局长刘祖堂坦言。
刘祖堂的这番话在海盐丰联农场农场主蔡国良身上得到了印证。今年44岁的蔡国良，在种粮大户里算是比较年轻的那一拨了。2009年，他选择种田，并从种粮卖稻谷发展到打出自己的品牌——“沈荡大米”，办起了海盐第一家烘干中心，一步一步实现着职业农民梦。如今，有着1400亩耕地的丰联家庭农场，一年效益超过百万元。蔡国良觉得，种粮虽然辛苦，但也风光。
历经多年改革，农民的收入虽有了大幅增长，但与其他职业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相较，总是呈现出“一直在追赶，从来未超越”的局面。
海盐县沈荡镇董司村有大大小小的工厂100多家。据村委会主任张卫平介绍，当地60岁以下的村民都在这些工厂上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个月可以拿三四千块工资，谁还愿意种田？”如果种田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将其作为产业来经营，那么，是否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职业农民的行列中来呢？
除了经济收入，体面一词里还体现着社会地位。
把持着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与“粮食安全”第一道闸门的农民，是整个社会的“衣食父母”，理应得到社会尊重。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出力流汗的他们总被称为“乡下人”、“乡巴佬”、“泥腿子”，几乎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稍有条件就想跳出“农门”，摆脱农民身份。
对此，东阳市农业局局长吴梦良认为，种粮涉及国计民生，政府一直很重视，现在也有些“粮二代”开始返乡接班，关键是要让这些“粮二代”真正感到种粮光荣，种粮有前途，做职业农民有盼头，从事现代农业有搞头。
懂技术会经营，才会种出高效益
要想达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双赢，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需要既懂种田技术又会经营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实现。
今年11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为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积蓄专门人才。这必将加快催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新变革，为“谁来种地”的命题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径。
采访中，有两个种粮大户的种粮效益账，让记者记忆深刻。
33岁的林项霞看上去是个娇小柔弱的江南姑娘，可她手下有200多名员工，掌管着3700余亩农田。2004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林项霞在杭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因为父亲年纪渐大，2010年她毅然回到家乡接手了父亲的项霞家庭农场。“刚回来时，我不懂种地，不懂机器，觉得种田真的很难。”林项霞说，她每天跟在父亲身边学，连花盆里也种着“试验品”。在逐渐懂得了机械操作和农事管理后，林项霞又把新的管理理念用到规模种粮中。
接手父亲的农场4年，效益从70多万元增长到100多万元，如此成绩并未让林项霞松一口气，“现在土地流转费一年比一年贵，人工费一年就要180万元，而且以每年20%的幅度在增长，成本逐年增加。除去国家的补贴，亩均效益只有180元。”如何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成了她最焦心的问题。
1983年出生的陈小东，是种粮队伍中的新生面孔。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专业的他，2013年辞去工作，返乡包地305亩，在海盐注册成立了三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种粮生涯。
在陈小东的概念里，农田，不仅是用来种水稻的，还可以同时养泥鳅；大米，不只是用来果腹的，还可以赋予婚嫁喜庆的含义……“种粮要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道路，形成一整条循环生态链，开拓附加产品的价值。”今年，他的承包规模扩大到1010亩，最近又流转了150亩承包地，准备大干一番。
让有经验、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种田，让专业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年轻的“粮二代”必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他们通过土地流转，变分散经营为规模化生产，使各类农机等装备得到集约利用；他们进行专业化生产，统一购买优质优价的种子、化肥、农药；他们实行机械化耕作，实现了从一颗种子到一粒米、一粒麦的全程机械化；他们科学管理，精心经营，有效化解单家独户经营成本高的问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培育更多的“粮二代”，是农田的呼唤，更是政府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11月金秋，正是水稻收割的季节。
龙游县东华街道上杨村优生家庭农场的1100多亩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拖拉机停在田边等候运送稻谷。正在辛勤劳作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熟练操作着收割机的26岁的年轻农场主王学智，在这其中显得有些突兀。第一代种粮大户已年近花甲，王学智作为一名“粮二代”，从父亲王永生手中接过了交接棒，为种粮大户的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王永生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一位农民都有此幸运。记者从浙西的江山到浙北的海盐，沿着浙江大地的晚稻收割图，一路寻访种田的“粮二代”。对当下的种粮现状有喜更有忧，喜的是今年的晚稻收成挺不错，不少种粮农民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忧的是广袤的田野上难得见到几个年轻的种粮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进城就业，“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农田的呼唤——“粮二代”，归来吧！
又苦又累又难，吓退“粮二代”
种粮，一直是一份又苦又累的差事，即便是农业科技发达、一些环节由农机替代的今天，依然无法摆脱风吹霜打、日晒雨淋的野外劳作，其辛苦程度不言而喻。江山市峡口镇曙光农场农场主周军指着农场里整排空荡荡的集体宿舍对记者说：“每年招大学毕业生来农场，有不少还是江山籍的，几乎都是因为一个“苦”字，干不了几个月就走了。即使是涉农专业的毕业生，也因为当职业农民觉得不够体面而转行。”
虽说近几年的种粮效益相比前些年有所提高，但对年轻人返乡种粮，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土地流转价格高、稳定性差，流转协议面临毁约、纠纷等风险，抵押物不足、融资贷款难，农业保险少、自然风险大，服务体系不健全……这些“成长的烦恼”，也困扰着新入行的职业农民。
沈会明，海盐县武原街道双桥村人，原来做小五金生意，积累了一些资本。这几年，他看到村里的几个种粮大户效益还不错，便于2013年结束小五金生意，流转了1300亩耕地，转行做起了职业农民。他原以为农业机械化已这么发达，种田应该会很轻松，可出乎他意料的是，流转的土地分布在5个片，基础设施跟不上，机械化操作十分不便。“这一年多来，种粮真是又苦又累，效益比不上做小五金不说，前期在农田投入的200多万元，一半都没收回来。”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一个劲地倒苦水，连连说后悔，现在是“湿手捞干面粉”，不种不行，种也不行。
种粮中的一个个难题，阻挡了“粮二代”加入职业农民行列的脚步。“80后、90后如果大学毕业回家种田，是要被村里人笑话的。”海盐县秦山街道落塘社区主任陈军告诉记者，村里即便是有心想投身农业的年轻人，在比较过投入和产出效益以及劳作的辛苦程度后，大多选择了放弃，“年轻人想要承包土地种粮，父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有效益有荣誉，让种粮成体面职业
“要让种粮真正成为农民体面的职业，不能光靠给种粮大户一些政治荣誉，还得解决一个收入体面的问题。如果能种一千来亩地，一年能有三五十万元收入，在衢州就比较体面了，自然也就会有‘粮二代’投身种粮这一行。”衢州市农业局局长刘祖堂坦言。
刘祖堂的这番话在海盐丰联农场农场主蔡国良身上得到了印证。今年44岁的蔡国良，在种粮大户里算是比较年轻的那一拨了。2009年，他选择种田，并从种粮卖稻谷发展到打出自己的品牌——“沈荡大米”，办起了海盐第一家烘干中心，一步一步实现着职业农民梦。如今，有着1400亩耕地的丰联家庭农场，一年效益超过百万元。蔡国良觉得，种粮虽然辛苦，但也风光。
历经多年改革，农民的收入虽有了大幅增长，但与其他职业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相较，总是呈现出“一直在追赶，从来未超越”的局面。
海盐县沈荡镇董司村有大大小小的工厂100多家。据村委会主任张卫平介绍，当地60岁以下的村民都在这些工厂上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个月可以拿三四千块工资，谁还愿意种田？”如果种田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将其作为产业来经营，那么，是否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职业农民的行列中来呢？
除了经济收入，体面一词里还体现着社会地位。
把持着确保“舌尖上的安全”与“粮食安全”第一道闸门的农民，是整个社会的“衣食父母”，理应得到社会尊重。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出力流汗的他们总被称为“乡下人”、“乡巴佬”、“泥腿子”，几乎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稍有条件就想跳出“农门”，摆脱农民身份。
对此，东阳市农业局局长吴梦良认为，种粮涉及国计民生，政府一直很重视，现在也有些“粮二代”开始返乡接班，关键是要让这些“粮二代”真正感到种粮光荣，种粮有前途，做职业农民有盼头，从事现代农业有搞头。
懂技术会经营，才会种出高效益
要想达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双赢，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需要既懂种田技术又会经营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实现。
今年11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为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积蓄专门人才。这必将加快催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新变革，为“谁来种地”的命题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径。
采访中，有两个种粮大户的种粮效益账，让记者记忆深刻。
33岁的林项霞看上去是个娇小柔弱的江南姑娘，可她手下有200多名员工，掌管着3700余亩农田。2004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林项霞在杭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因为父亲年纪渐大，2010年她毅然回到家乡接手了父亲的项霞家庭农场。“刚回来时，我不懂种地，不懂机器，觉得种田真的很难。”林项霞说，她每天跟在父亲身边学，连花盆里也种着“试验品”。在逐渐懂得了机械操作和农事管理后，林项霞又把新的管理理念用到规模种粮中。
接手父亲的农场4年，效益从70多万元增长到100多万元，如此成绩并未让林项霞松一口气，“现在土地流转费一年比一年贵，人工费一年就要180万元，而且以每年20%的幅度在增长，成本逐年增加。除去国家的补贴，亩均效益只有180元。”如何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成了她最焦心的问题。
1983年出生的陈小东，是种粮队伍中的新生面孔。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法学专业的他，2013年辞去工作，返乡包地305亩，在海盐注册成立了三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种粮生涯。
在陈小东的概念里，农田，不仅是用来种水稻的，还可以同时养泥鳅；大米，不只是用来果腹的，还可以赋予婚嫁喜庆的含义……“种粮要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道路，形成一整条循环生态链，开拓附加产品的价值。”今年，他的承包规模扩大到1010亩，最近又流转了150亩承包地，准备大干一番。
让有经验、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来种田，让专业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年轻的“粮二代”必将成为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他们通过土地流转，变分散经营为规模化生产，使各类农机等装备得到集约利用；他们进行专业化生产，统一购买优质优价的种子、化肥、农药；他们实行机械化耕作，实现了从一颗种子到一粒米、一粒麦的全程机械化；他们科学管理，精心经营，有效化解单家独户经营成本高的问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培育更多的“粮二代”，是农田的呼唤，更是政府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