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以治理法治化铲除“村官”腐败
近年来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官”渐成腐败重灾区。在湖南吉首，一名村干部因贪污公款被查后，竟理直气壮地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说得如此大言不惭，却道出了“村官”猖狂腐败背后的扭曲逻辑，也暴露了基层治理中法治观念的缺失。
说来，法律意义上，村干部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代理者，确实还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过，“村官”们在“捞两个”时，还真别不把自己当干部，以为党纪国法管不着。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土地征用补偿等7种情形下利用职务不当牟利，即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村官”是党和政府在基层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序运行。现实中，大部分“村官”都能尽心尽责，构筑了良好的执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
今年7月，中央巡视组工作报告曾痛陈，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小“村官”何以滋生大腐败？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老百姓囿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对“村官”腐败痛在心中而无可奈何。一些基层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的考虑，对村干部贪腐问题往往“民不举，官不问；民不闹，官不究”。“村官”权力并不大，但相较于监督力量的薄弱，其相对权力不可谓不大，甚至达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步。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村官”难免视法律如同儿戏，不拿自己当干部反拿自己当土皇帝。有人戏称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几乎已经变成了“‘村官’自治”，足以说明此中问题。
就此而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一方面，已有的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村务公开等制度必须激活；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村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把村级权力牢牢束缚在制度笼子里，一定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干部的法治观、权力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应是反腐败的死角，治理“村官”腐败，理应上升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高度。早日啃下这个硬骨头，才能为乡土中国迈向现代化奠定更坚实基础。
（摘自《人民日报》 李斌/文2014年11月5日）
说来，法律意义上，村干部只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代理者，确实还不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过，“村官”们在“捞两个”时，还真别不把自己当干部，以为党纪国法管不着。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救灾抢险、扶贫移民、土地征用补偿等7种情形下利用职务不当牟利，即可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村官”是党和政府在基层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序运行。现实中，大部分“村官”都能尽心尽责，构筑了良好的执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
今年7月，中央巡视组工作报告曾痛陈，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小“村官”何以滋生大腐败？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老百姓囿于法律知识的匮乏，对“村官”腐败痛在心中而无可奈何。一些基层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的考虑，对村干部贪腐问题往往“民不举，官不问；民不闹，官不究”。“村官”权力并不大，但相较于监督力量的薄弱，其相对权力不可谓不大，甚至达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步。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村官”难免视法律如同儿戏，不拿自己当干部反拿自己当土皇帝。有人戏称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几乎已经变成了“‘村官’自治”，足以说明此中问题。
就此而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绝对权力，才是纠治“村官”违纪违法的治本之策。一方面，已有的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村务公开等制度必须激活；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村级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让纪检力量下沉到乡村。把村级权力牢牢束缚在制度笼子里，一定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干部的法治观、权力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农村不应是反腐败的死角，治理“村官”腐败，理应上升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高度。早日啃下这个硬骨头，才能为乡土中国迈向现代化奠定更坚实基础。
（摘自《人民日报》 李斌/文2014年1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