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章是怎么来的
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天津考察调研，见证了109个审批专用章被封存，强调将必要的审批集中到一起，只需盖一个章。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公章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发展的？
“掌大印”成了当官的代名词
从古书记载来看，官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关于官印起源，汉代《春秋合诚图》里有这样的记载：传说尧与太尉舜坐在舟中泛游，忽然，一只凤凰飞到他们面前，将背负的图书交给尧。这图书装在一个赤玉匣子中，长三尺，宽八寸，上有黄玉检斗，用绳子捆扎，两端用泥封固，并加盖了“天赤帝符玺”的印章。这说明，印章最早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成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
秦末，天下大乱。项梁指挥项羽拔剑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
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直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使“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就连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是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绶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
成为施政机关的公章
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
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宋武帝刘裕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更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发生在唐代。有个这样的例子：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正、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16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
但是到唐初政体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直到武则天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官印保管制度严密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集中销毁的。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
官印的使用程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
官印丢失对官员来说可是大罪。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钱塘县督办粮储事宜。当地县令暗中设计陷害李浚，派人偷走了他的官印。李浚判断这事与县令脱不了干系，但又不便明搜，便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邀请县令来府中宴饮，席中仆人惊慌通报府中着火。李浚连忙起身进密室取出印盒交给县令并大声吩咐:“官印重要，请妥替保管，明日送还，眼下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推辞，离席救火而去。捧着空印盒回家的县令彻夜难眠，左右为难。第二天他只好把官印放入印盒完璧奉还。
不过，公章也逐渐给地方办公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计吏到京师户部汇报地方年度财政收支，经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后，方许奏销。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斗“轧不平”，整本财务报表便要被驳回重造。重造报表不难，难的是必须盖上原单位的官印才算合法，这样一个来回，就得多费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了结。如此，不仅增添上计人员往返奔走的麻烦，也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手续繁琐，也逐渐成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
（据新华网、中国档案网、《检察日报》）
公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公章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发展的？
“掌大印”成了当官的代名词
从古书记载来看，官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关于官印起源，汉代《春秋合诚图》里有这样的记载：传说尧与太尉舜坐在舟中泛游，忽然，一只凤凰飞到他们面前，将背负的图书交给尧。这图书装在一个赤玉匣子中，长三尺，宽八寸，上有黄玉检斗，用绳子捆扎，两端用泥封固，并加盖了“天赤帝符玺”的印章。这说明，印章最早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
比较完备的官印制度，形成于秦代，自丞相太尉到郡守县令，都由国君在任命时授予官印，同时配发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佩带在身上。
秦末，天下大乱。项梁指挥项羽拔剑砍下殷通首级，“佩其印绶”，然后便自封为新的郡守，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这个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制度，又为汉朝所继承。
汉武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不起的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故乡会稽郡守。当其回到下榻的会稽郡驻京办事处时，吏员们仍把他当穷汉看待，不予理睬，直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使“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就连刘邦微时所干的乡亭小吏，也有“五两之纶，半通之铜”的一方小印。
印绶制度的另一特征，是以铸印材料和绶带颜色区别官阶。如汉代，丞相太尉一级高官，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及两千石以上，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铜印黑绶；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从晋代起，印绶制又改为印囊制，绶囊用皮革制成，盛进官印后佩在腰间，以绣缕区别官阶。
成为施政机关的公章
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
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地位卑下的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宋武帝刘裕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
依循这种新的理念，更趋完备的官印制度的创立，应该说发生在唐代。有个这样的例子：西晋赵王司马伦称帝时，为“取悦人情”，凡当年报名应试贤良方正、孝廉良将等文武各科的生员和16岁以上的太学生，以及各地州郡来京出差的吏员，一律免试授官，难以计数的官员，一概赐印，“金银冶铸，不给于印”，只好用木刻印章代替一时奇缺的金银铜材，舆论乃有“白板之侯”的取笑（《晋中兴书》）。
但是到唐初政体肇建时，作为中央最高政令执行机关的尚书省，只有总办公署（称都省或都堂）和吏、兵两部有印，其余各部司都用尚书省的印信发遣公事。直到武则天当国时，体制改革，各部司的行政独立性加强，尚书省二十四司才分别置印。
官印保管制度严密
官印的谨慎设置和保管，历来是典章制度的重中之重。如宋代《职制律》关于机关申请置印的规定：“诸官司应铸印记，先具以某字为文，保明申所隶，再行审验，关申尚书礼部。”如因旧损需换新印者，“给讫限，当日以旧印申纳尚书礼部棰毁”，也有先锉去印面一个角，集中销毁的。作废公章仍完好保留在世间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汉魏晋一官一印的时代，各自随身佩带，朝夕不离。唐代起，印为机关公章，保管在府。
官印的使用程式及责任人员，也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审核无误后，方可盖印。
官印丢失对官员来说可是大罪。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钱塘县督办粮储事宜。当地县令暗中设计陷害李浚，派人偷走了他的官印。李浚判断这事与县令脱不了干系，但又不便明搜，便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邀请县令来府中宴饮，席中仆人惊慌通报府中着火。李浚连忙起身进密室取出印盒交给县令并大声吩咐:“官印重要，请妥替保管，明日送还，眼下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推辞，离席救火而去。捧着空印盒回家的县令彻夜难眠，左右为难。第二天他只好把官印放入印盒完璧奉还。
不过，公章也逐渐给地方办公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各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派上计吏到京师户部汇报地方年度财政收支，经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后，方许奏销。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斗“轧不平”，整本财务报表便要被驳回重造。重造报表不难，难的是必须盖上原单位的官印才算合法，这样一个来回，就得多费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了结。如此，不仅增添上计人员往返奔走的麻烦，也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手续繁琐，也逐渐成为大量使用公章的弊端。
（据新华网、中国档案网、《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