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第一人”们的悲喜人生
2014年2月6日，曾被称为“国企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去世。
马胜利的辞世，勾起人们回想起当年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在惊涛骇浪的改革大潮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第一”的光辉历史。
“第一人”和他们的“贵人”
人们给予年广九的称呼是“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专门解释了他的“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使年广九成为“改革第一人”。这一年，浙江省萧山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厂长鲁冠球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
其后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是这样的：率先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员工们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对于这次改革，浙江省派出了联合调查组。1984年第13期《瞭望》周刊的封面报道说：“省委联合调查组到他们厂里来了，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里，对他的褒贬毁誉，也达到了高潮。指责和否定他的言论，甚至见诸报端，传播到外地。更多的人暗地为他担忧，亲朋好友也前来劝说：‘不要再搞什么改革了吧。’”
省领导在听取联合调查组汇报后，支持了改革。很快，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破例就《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一文加了按语，并在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
其实，早在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对步鑫生事迹亲自批示：“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
1984年，杨嘉兴成为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上任第一年，杨嘉兴就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但是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此时环南机电厂已经骑虎难下，杨嘉兴只好以高利息向社会举债。这件事后来使杨嘉兴产生了办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两年后，他与另外7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第一家中国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并因此成为“第一人”。
呛水的故事
1986年，年广九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国务院忽然来文件，停止有奖销售。”年广九说。全国各地纷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三年后80万套！”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没有人与他谈过话，也没有在厂里宣布过。
对于步鑫生的经历，鲁冠球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鲁冠球在1983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而让杨嘉兴一生难忘的则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因此抽回了资金。连一位打算在这里工作的银行退休会计也打了退堂鼓。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支持让杨试办信用社。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此前，年广九曾在1980年以“投机倒把罪”、1984年以“牛鬼蛇神”的罪名入狱。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就是看不惯我要整我，我就一直抗诉到中央！”年广九说。
终于，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因为这番话，年广九最终得以获释。
这前后的某年，成名后的杨嘉兴也被人“盯”上了。司法部门的领导找他，让他交代贪污事实。“我说你们随便查，你们查出我贪污一分钱，我愿意坐十年牢。”查案后，贪污一罪不了了之。
1994年人们拆除了造纸厂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上级单位的一句口头通知免职退休，全程不到5分钟。10年辉煌，弹指间灰飞烟灭。
30年后的希望
2003年11月的一次知名企业家聚会上，当组织者播放马胜利当年奔波全国的照片时，马胜利老泪纵横。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决定“伸出援手”，聘请马胜利为新注册成立的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5岁的马胜利穿上了西装扎好了领带，意得志满：“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然而，这次“承包”很快便悄无声息。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还想再起步。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说。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姚玮洁/文 2014年第8期）
马胜利的辞世，勾起人们回想起当年各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人”：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是时代的弄潮儿，在惊涛骇浪的改革大潮中，记录着一个又一个“第一”的光辉历史。
“第一人”和他们的“贵人”
人们给予年广九的称呼是“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专门解释了他的“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注册“傻子瓜子”，使年广九成为“改革第一人”。这一年，浙江省萧山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厂长鲁冠球开始生产汽车万向节。
其后是1980年，步鑫生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的改革是这样的：率先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员工们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
对于这次改革，浙江省派出了联合调查组。1984年第13期《瞭望》周刊的封面报道说：“省委联合调查组到他们厂里来了，在这个小小的古城里，对他的褒贬毁誉，也达到了高潮。指责和否定他的言论，甚至见诸报端，传播到外地。更多的人暗地为他担忧，亲朋好友也前来劝说：‘不要再搞什么改革了吧。’”
省领导在听取联合调查组汇报后，支持了改革。很快，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破例就《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一文加了按语，并在中央电视台全文播出。
其实，早在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对步鑫生事迹亲自批示：“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
1984年，杨嘉兴成为温州环南机电厂的厂长。上任第一年，杨嘉兴就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但是工厂因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时被拒绝：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此时环南机电厂已经骑虎难下，杨嘉兴只好以高利息向社会举债。这件事后来使杨嘉兴产生了办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两年后，他与另外7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第一家中国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并因此成为“第一人”。
呛水的故事
1986年，年广九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有奖销售，头等奖是一辆上海牌轿车。“国务院忽然来文件，停止有奖销售。”年广九说。全国各地纷纷来退货，瓜子全部霉烂，公司亏损60万元。
步鑫生的厂子则在1984年埋下了隐患。当时浙江兴起了“西装热”，步鑫生一开始只想小试一下，搞个6万套的生产线，没想到一位厅长对他说：“你是步鑫生，要搞就搞全国最大的，起码30万套，三年后80万套！”
“是我顶不住压力。”步鑫生曾对媒体表示过对当年决策的懊恼，生产线还没铺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当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政策，生产材料全部涨价，衬衫总厂入不敷出。
1987年底，省里调查组来调查，次年步鑫生就因管理不善被免职。“我是从广播电台听到这一消息的。”步鑫生说。没有人与他谈过话，也没有在厂里宣布过。
对于步鑫生的经历，鲁冠球一直有些愤愤不平，在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对记者说：“如果改革只能成功不允许失败，这怎么干？谁还敢探索？”
鲁冠球在1983年对镇政府主办的万向节厂实施了产权改革，因此被誉为“中国产权变革第一人”。到1988年，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股权，使企业真正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
而让杨嘉兴一生难忘的则是，就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两天，当地人民银行派来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杨嘉兴的两位合伙人因此抽回了资金。连一位打算在这里工作的银行退休会计也打了退堂鼓。最后是由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给人民银行领导打了电话，支持让杨试办信用社。
不了了之的罪名
1989年，年广九以“流氓罪”第三次入狱。此前，年广九曾在1980年以“投机倒把罪”、1984年以“牛鬼蛇神”的罪名入狱。
“我行得正坐得直，他们就是看不惯我要整我，我就一直抗诉到中央！”年广九说。
终于，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因为这番话，年广九最终得以获释。
这前后的某年，成名后的杨嘉兴也被人“盯”上了。司法部门的领导找他，让他交代贪污事实。“我说你们随便查，你们查出我贪污一分钱，我愿意坐十年牢。”查案后，贪污一罪不了了之。
1994年人们拆除了造纸厂门口“厂长马胜利”的铜字招牌；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上级单位的一句口头通知免职退休，全程不到5分钟。10年辉煌，弹指间灰飞烟灭。
30年后的希望
2003年11月的一次知名企业家聚会上，当组织者播放马胜利当年奔波全国的照片时，马胜利老泪纵横。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汪海决定“伸出援手”，聘请马胜利为新注册成立的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65岁的马胜利穿上了西装扎好了领带，意得志满：“5年以后成为亿万富翁”。然而，这次“承包”很快便悄无声息。
步鑫生也不断创业，接手了一些亏损企业，也打造了一些品牌。但终归再没达到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2008年、2013年先后罹患肿瘤切除肝脏、脾脏后的步鑫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还想再起步。
但杨嘉兴的民营银行梦从未间断。其实早在2012年的秋天，他就开始递交民营银行申办材料，没有结果，当时杨嘉兴也曾打算彻底放弃，是“金融国十条”重新燃起了杨嘉兴的希望。
2013年秋天，银监会要在温州设立民营银行的消息传开后，68岁的他当即对媒体表示：“即使只有一个名额也要争取。”如今半年过去了，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不搞了，以后再也不弄这个事情了，彻底失望了。”杨嘉兴说。
新年伊始，杨嘉兴似乎真的打算当一个闲人。他的公司不搞了，手机经常落在孙女家，也很少接受来访。可被问及是否打算彻底颐养天年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还想再看看。”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姚玮洁/文 201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