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画坛奇人张大千
张大千是天分卓越的艺术家，集画家、鉴藏家及美术史家于一身，面临大时代的剧烈变迁，却能逃脱现实环境的限制，透过交游、阅历与自身的才情，将中国绘画千年传统开创出全新格局。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张大千那样，以其鲜活曲折的一生，映照着整整一个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他是善作假画的高手、天资过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敌国的收藏家、贫无立锥的“流浪汉”，更是以丹青艺术享誉海外的大师、盼望落叶归根的游子……
张大千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事实上，最初的离国，他并没有打算在海外久居，但在通过对香港、台湾、印度、阿根廷等地短暂居住的比较之后，最终，他把眼光放在了从没去过的巴西。在巴西建造了精美的“八德园”后，张大千的行踪才算稍微安定。然而，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依旧像当年一样，用手中的笔去创造最大的财富。
在南美、北美各地造访，体验西方社会生态之后，张大千认为要进军西方艺坛就必须以法国为第一目标，而启动基地则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发源地亚洲为宜。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日本作为发展基地。1955年，经过充分认真的准备，张大千的日本画展在一家古董店内开幕，画作仅有30多幅，但绝对质量一流，大获成功后，第二次的“重磅炸弹”则是当年远赴敦煌带回的多幅临摹作品。彼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日本文化界又特别尊崇唐宋古意，张大千的这步棋子，下得稳、准、狠。
通过日本的两次展览及筹幄，张大千就此敲开了巴黎的大门。巴黎“东方美术博物馆”馆长萨尔适巧在东京旅游，参观了张大千的两次展览，萨尔当面恳邀大千去巴黎展览。于是在东京展出的原件立刻全部装箱空运巴黎，再度造成轰动。之后在英国伦敦、瑞士、印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德国、巴西、美国及香港等世界各地办画展，使得张大千的名字与作品更是几乎深入欧美市场。
惊人的艺术投资理财术
张大千多年寄迹海外，在海外置产多处——在巴西辟建“八德园”，在美国购置“可以居”、“环荜庵”；在台北建造“摩耶精舍”，均是奇花异卉、精巧绝伦。他的旅游行迹更遍及欧、亚、南北美各大洲，出门搭乘的是航空客机头等舱，住的是豪华昂贵旅馆，吃的也都是最顶级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财有方，何以能得？
张大千最令人称奇之处，就是其收藏、鉴识古画的精准眼光。许多珍品在中国近现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绝一时，尤其六大国宝级的名迹，包括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王羲之的《行穰帖》、黄山谷的《经伏波神祠诗书卷》及《苏东坡书维摩赞卷》等。
上世纪40年代，因携队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多年，张大千就一度“债台高筑”，最终也是以售让收藏才得以还清债务。这次经验，使得张大千在去国之日，多生了一个心眼，将收藏悉数带出，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果不其然，由于所有现金几乎都留在国内安家，张大千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过，暂居香港时，有一次告贷无门，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国宝级藏品去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图》手卷这样重量级的文物，可见当时大千困窘之一斑。
可是，当年在香港，一般的古书画并不容易脱手，买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张大千移居阿根廷筹钱时，买家指名索购他最心爱的南唐顾闳中手卷《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
对于公开出售自己的藏品，张大千既不回避也不宣扬，每每谈及于此，他几乎都不发一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画，张大千还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补充收藏，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大量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张大千借美国卖画的机会，又得以在东京市场大显身手，补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艺术品，绝不还价，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开了名气，当时张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字画来的古董商。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
应该说，张大千的收藏与变卖，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他在晚年将所有收藏悉数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
厮守后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自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刻起，徐雯波没想到自己再也没回到家乡，而亲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作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得以陪伴张大千整个后半生。
当然，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际，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战。大千在东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聪慧可人，与大师日久生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徐雯波，却始终对山田小姐礼遇有加。这一不公开的事实，引起了大千身边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没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来。没想到徐雯波却看得很开，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两人的感情，大千并没有刻意要隐瞒她，但她并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个太太同时服侍大千都没有出现过争风吃醋，自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却没有受过排挤。如今到了国外，自己是大师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觉得很幸福了。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丈夫，让他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只要对他无害，自己绝不阻拦。至于山田，他们夫妇不懂日语，也的确离不开她，没有了她，谁来照顾张先生呢……一番话真挚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于大千听闻之后，亦为之动容。后来，大千在闲谈之中，讲了这样一番话：“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女人，我不会与她亲近，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我也绝不会做。我的养生之道无他，一切顺乎自然，绝不勉强！”这无疑是对徐雯波宽宏的气度最大的肯定。
除了情感上的大度，徐雯波在支持丈夫事业上，也不遗余力。张大千多次赴欧洲举办画展，徐雯波都得以随行，每次开幕式上，身着旗袍的画家夫人一出现，就引起一片赞美。在欧洲，尊重女性是特别重要的社交礼仪，张大千与夫人的出双入对，也为自己在欧洲艺坛的形象，加了不少分。为此，张大千非常满意地将在巴黎展出的三十幅精品力作，全部送给了雯波私藏。不仅如此，在会晤毕加索一事上，因为雯波夫人的陪同，使得毕加索的态度也空前地谦逊友好，原本在家只穿短裤的毕加索，因徐雯波的到来，还特意换了花纹衬衫和长裤皮鞋，拍了多张合影。对此，张大千晚年也不讳言：“外国人总还有尊重女士的礼貌，我后来说幸好带了太太去，毕加索对我很热忱，多少沾了我太太的光。”徐雯波于2010年辞世。
（摘自《新民周刊》 王悦阳/文2014年第2期）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张大千那样，以其鲜活曲折的一生，映照着整整一个20世纪，甚至延续至今。他是善作假画的高手、天资过人的奇才，也是富可敌国的收藏家、贫无立锥的“流浪汉”，更是以丹青艺术享誉海外的大师、盼望落叶归根的游子……
张大千如何进军国际艺坛
事实上，最初的离国，他并没有打算在海外久居，但在通过对香港、台湾、印度、阿根廷等地短暂居住的比较之后，最终，他把眼光放在了从没去过的巴西。在巴西建造了精美的“八德园”后，张大千的行踪才算稍微安定。然而，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考虑依旧像当年一样，用手中的笔去创造最大的财富。
在南美、北美各地造访，体验西方社会生态之后，张大千认为要进军西方艺坛就必须以法国为第一目标，而启动基地则以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发源地亚洲为宜。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日本作为发展基地。1955年，经过充分认真的准备，张大千的日本画展在一家古董店内开幕，画作仅有30多幅，但绝对质量一流，大获成功后，第二次的“重磅炸弹”则是当年远赴敦煌带回的多幅临摹作品。彼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日本文化界又特别尊崇唐宋古意，张大千的这步棋子，下得稳、准、狠。
通过日本的两次展览及筹幄，张大千就此敲开了巴黎的大门。巴黎“东方美术博物馆”馆长萨尔适巧在东京旅游，参观了张大千的两次展览，萨尔当面恳邀大千去巴黎展览。于是在东京展出的原件立刻全部装箱空运巴黎，再度造成轰动。之后在英国伦敦、瑞士、印度、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德国、巴西、美国及香港等世界各地办画展，使得张大千的名字与作品更是几乎深入欧美市场。
惊人的艺术投资理财术
张大千多年寄迹海外，在海外置产多处——在巴西辟建“八德园”，在美国购置“可以居”、“环荜庵”；在台北建造“摩耶精舍”，均是奇花异卉、精巧绝伦。他的旅游行迹更遍及欧、亚、南北美各大洲，出门搭乘的是航空客机头等舱，住的是豪华昂贵旅馆，吃的也都是最顶级的美食……此等生活若不是理财有方，何以能得？
张大千最令人称奇之处，就是其收藏、鉴识古画的精准眼光。许多珍品在中国近现代私人收藏史上更是冠绝一时，尤其六大国宝级的名迹，包括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溪岸图》、王羲之的《行穰帖》、黄山谷的《经伏波神祠诗书卷》及《苏东坡书维摩赞卷》等。
上世纪40年代，因携队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多年，张大千就一度“债台高筑”，最终也是以售让收藏才得以还清债务。这次经验，使得张大千在去国之日，多生了一个心眼，将收藏悉数带出，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果不其然，由于所有现金几乎都留在国内安家，张大千在海外的日子并不好过，暂居香港时，有一次告贷无门，只好拿了自己的三幅国宝级藏品去借高利贷，其中不乏巨然《溪山图》手卷这样重量级的文物，可见当时大千困窘之一斑。
可是，当年在香港，一般的古书画并不容易脱手，买者寥寥，以至于1952年张大千移居阿根廷筹钱时，买家指名索购他最心爱的南唐顾闳中手卷《韩熙载夜宴图》和五代董源的《潇湘图》。
对于公开出售自己的藏品，张大千既不回避也不宣扬，每每谈及于此，他几乎都不发一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出售字画，张大千还非常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补充收藏，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大量国宝级书画得以流向市场，张大千借美国卖画的机会，又得以在东京市场大显身手，补充收藏了不少好作品。只要是他看得上眼的艺术品，绝不还价，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为此在日本古玩界打开了名气，当时张大千住的旅馆每天要接待好几批送字画来的古董商。自1954年起，张大千连续在日本看画、买画十二三年。
应该说，张大千的收藏与变卖，一切都是源自生活的需要。他在晚年将所有收藏悉数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毫无留恋。
厮守后半生的夫人徐雯波
自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刻起，徐雯波没想到自己再也没回到家乡，而亲生的一子一女，也只能留在四川。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作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得以陪伴张大千整个后半生。
当然，这对恩爱夫妻，也曾有过不愉快。在大千旅居日本之际，徐雯波就遭遇到了一次挑战。大千在东京的侍女山田小姐，聪慧可人，与大师日久生情。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徐雯波，却始终对山田小姐礼遇有加。这一不公开的事实，引起了大千身边诸多好友的抱不平，一位友人没忍住，向徐雯波抱怨了起来。没想到徐雯波却看得很开，她表示：自己早已看出两人的感情，大千并没有刻意要隐瞒她，但她并不在意。以往在四川，四个太太同时服侍大千都没有出现过争风吃醋，自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却没有受过排挤。如今到了国外，自己是大师唯一有名分的太太，她已觉得很幸福了。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丈夫，让他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只要对他无害，自己绝不阻拦。至于山田，他们夫妇不懂日语，也的确离不开她，没有了她，谁来照顾张先生呢……一番话真挚感人，令人敬佩不已。以至于大千听闻之后，亦为之动容。后来，大千在闲谈之中，讲了这样一番话：“没有感情为基础的女人，我不会与她亲近，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我也绝不会做。我的养生之道无他，一切顺乎自然，绝不勉强！”这无疑是对徐雯波宽宏的气度最大的肯定。
除了情感上的大度，徐雯波在支持丈夫事业上，也不遗余力。张大千多次赴欧洲举办画展，徐雯波都得以随行，每次开幕式上，身着旗袍的画家夫人一出现，就引起一片赞美。在欧洲，尊重女性是特别重要的社交礼仪，张大千与夫人的出双入对，也为自己在欧洲艺坛的形象，加了不少分。为此，张大千非常满意地将在巴黎展出的三十幅精品力作，全部送给了雯波私藏。不仅如此，在会晤毕加索一事上，因为雯波夫人的陪同，使得毕加索的态度也空前地谦逊友好，原本在家只穿短裤的毕加索，因徐雯波的到来，还特意换了花纹衬衫和长裤皮鞋，拍了多张合影。对此，张大千晚年也不讳言：“外国人总还有尊重女士的礼貌，我后来说幸好带了太太去，毕加索对我很热忱，多少沾了我太太的光。”徐雯波于2010年辞世。
（摘自《新民周刊》 王悦阳/文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