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倡废到倡复：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由笃信科举的传统儒生变为倡废科举的维新健将，游历欧美后，又作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在西学的濡染下，“科举观”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揭示了他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倡废科举，时代濡染下的思想转变
少年时代的梁启超，自称生于且耕且读之家，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学。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少年科第的梁启超自称于训诂词章之学多有所知，却并不知西学所云。在初识康有为时，他曾以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旧学青年初遇西学，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这也是思想转型之前，作为旧学青年的梁启超的真实写照。清末对科举的批判主要以维新派和洋务派最为激烈，洋务派思想主要基于科举对西学的阻碍作用来谈废科举之事，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维新派则多从废八股来谈变科举。
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梁启超认为科举的选士标准对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他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教之未善，要想彻底改造教育，必须变科举，兴新式学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八股、变科举成为新式学校成长的必要条件。由此梁氏主张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开民智，申民权，培养近代新学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近代学制、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倡复科举，理性思考后的惊世之论
1905年，迫于各方面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光绪帝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的废除使知识分子走出传统学术的牢笼，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学术由传统逐渐走向多元，中国也走向了新纪元。但就在新式学堂迅猛发展之时，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后，发出惊世之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这应该是他在游历欧美等国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体悟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对科举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因为自清廷废科举以后，在选士及其相关领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断层，选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无数出路阻塞的生员，掀起了我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但是比起全国近百万的生员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员只好在自己的家乡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
嬗变之因，科举制度的合理反思
科举制度使得底层耕读家庭有可能走入统治阶层从而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在社会伦理和家族众望的双重压力下，无数传统儒生形成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畸形心理，风雨兼程走向科举路。少年时代的梁启超也有着旧学知识分子的科举情怀，但这种情怀在西学的冲击下被粉碎，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出现了第一次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条约接踵而来，亡国灭种之忧患困扰着无数国人的心。梁启超将“废科举，育新民”作为欲挽清廷于颓势、救黎民于水火的良方。
科举废止以后，随着梁氏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反映的进一步显现，他的科举观实现了从倡废到倡复的过程。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说，只是延续千年的选材古制，本无善恶，用之行善，则为善制，用之作恶，则为恶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科举制在开放性、主动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有着无与伦比的绩效优势。但是，明代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截搭之题层出，坊间时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于他学不顾。清入主以后，《圣谕广训》加入科场，科场作为政治奴隶的地位更加明显，积弊更深，终于湮灭于历史。近代以来，重新评价历史，为科举平反之声不绝于耳，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就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实为中国对世界文明一大贡献，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美国华人学者邓嗣禹在考察了70多种西方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文献以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外国，为西欧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他们自己的特点”。欧美国家在吸收科举制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后，形成了现代高级文官考试制度，开辟了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今天，在重新理性地认识科举制度的时候，梁启超科举观转变的历程，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科举革废的历史和当时人们的科举情怀。
（摘自《北京日报》 陈祥龙/文2012年9月17日）
倡废科举，时代濡染下的思想转变
少年时代的梁启超，自称生于且耕且读之家，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学。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少年时代。少年科第的梁启超自称于训诂词章之学多有所知，却并不知西学所云。在初识康有为时，他曾以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旧学青年初遇西学，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这也是思想转型之前，作为旧学青年的梁启超的真实写照。清末对科举的批判主要以维新派和洋务派最为激烈，洋务派思想主要基于科举对西学的阻碍作用来谈废科举之事，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维新派则多从废八股来谈变科举。
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梁启超认为科举的选士标准对人才起到了巨大的扼杀作用。（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他认为，中国之衰弱在于教之未善，要想彻底改造教育，必须变科举，兴新式学堂。“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八股、变科举成为新式学校成长的必要条件。由此梁氏主张广设学校，普及教育，开民智，申民权，培养近代新学人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近代学制、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倡复科举，理性思考后的惊世之论
1905年，迫于各方面压力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光绪帝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的废除使知识分子走出传统学术的牢笼，开始睁眼看世界，中国学术由传统逐渐走向多元，中国也走向了新纪元。但就在新式学堂迅猛发展之时，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亲眼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后，发出惊世之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这应该是他在游历欧美等国家以后，对西方社会和制度有了更深的体悟之后，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对科举制度重新作出的理性思考。
因为自清廷废科举以后，在选士及其相关领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断层，选士制度的缺失，使得晚清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进一步削弱。无数出路阻塞的生员，掀起了我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但是比起全国近百万的生员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生员只好在自己的家乡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晚清的一个重要现象。
嬗变之因，科举制度的合理反思
科举制度使得底层耕读家庭有可能走入统治阶层从而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在社会伦理和家族众望的双重压力下，无数传统儒生形成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畸形心理，风雨兼程走向科举路。少年时代的梁启超也有着旧学知识分子的科举情怀，但这种情怀在西学的冲击下被粉碎，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出现了第一次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条约接踵而来，亡国灭种之忧患困扰着无数国人的心。梁启超将“废科举，育新民”作为欲挽清廷于颓势、救黎民于水火的良方。
科举废止以后，随着梁氏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反映的进一步显现，他的科举观实现了从倡废到倡复的过程。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说，只是延续千年的选材古制，本无善恶，用之行善，则为善制，用之作恶，则为恶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科举制在开放性、主动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有着无与伦比的绩效优势。但是，明代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截搭之题层出，坊间时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于他学不顾。清入主以后，《圣谕广训》加入科场，科场作为政治奴隶的地位更加明显，积弊更深，终于湮灭于历史。近代以来，重新评价历史，为科举平反之声不绝于耳，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就认为：“科举考试西传欧美，实为中国对世界文明一大贡献，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美国华人学者邓嗣禹在考察了70多种西方有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文献以后，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被介绍给了外国，为西欧各个国家所采用并得以逐步适应他们自己的特点”。欧美国家在吸收科举制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合理内核后，形成了现代高级文官考试制度，开辟了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今天，在重新理性地认识科举制度的时候，梁启超科举观转变的历程，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科举革废的历史和当时人们的科举情怀。
（摘自《北京日报》 陈祥龙/文2012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