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云南省彝良县已接收中央各部门捐款7000余万元，省级部门捐款6223万元。据悉，之前中央财政拨付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10.5亿元。云南省发改委还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
　　如果站在功利化的角度衡量，云南省发改委的要求或许并无不当。作为全国重要烟草产区，要求增加卷烟生产指标，甚至可以被称为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来谋求灾区重建的典范。但从舆论的普遍反应来看，云南省发改委的要求却让人读出了以灾难要挟扩大烟草生产的意味。
　　不得不承认，灾难面前，一切善心都容不下任何可能的“算计”和“杂念”，外界的猜忌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受难心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确实有违救灾伦理。
　　从一些灾难的救援和恢复重建的案例来看，重建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建设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甚至产生一种“灾难经济”。但很显然，这种现象只是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一个连锁反应，而非事前的刻意安排。从这一点来看，云南以增加税收为目的，要求提高烟草生产指标，显然难以称得上“灾难经济”，因为烟草并非属于恢复重建的相关产业。相反，如此带有强烈功利化色彩的要求，容易留给公众及舆论负面印象。
　　而以结果论而言，要求增加40万大箱卷烟，并称以此为地方增收6亿元税收，用于灾后重建的设想本身就存在风险。一来，在控烟成为大趋势的当下，以救灾的名义增加卷烟生产指标，无疑与控烟的国家目标相悖逆。二来，政府在灾难面前的公共救济，当不存在任何条件式的交换。
　　灾难面前，任何细节和动机都可能被放大。经历颇多的灾难之后，我们确实还要上一堂灾难伦理课。这种灾难伦理的补阙，已经不仅体现于这一件事上，去年一张“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在微博中热传，同样引发了各种猜想和忧虑。这种种不应该出现的“次生灾难”，其实都在呼唤：纯正的救灾善意与纯粹基于行政伦理和职责道义的公共救济。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朱昌俊/文 2012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