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张公权曾与袁世凯、蒋介石、宋子文斗法
江南金融大腕的传奇人生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作为江浙财团领袖的陈光甫和张公权，一直致力于金融业改革，共历患难。
患难之交
1931年秋天，年届50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遭遇他创业16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有流言称，该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中亏本上千万元，各地储户一时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银行总行及南京分行出现挤提风潮，短短十几天内，提出了4400万元，占原有存款总额12600万元的35%。陈光甫让属下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套现的资产，但仍感穷于应付。情急之下，他向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老朋友张公权求援。张二话不说，即指示总行及各分行给予上海银行贷款和透支，并敦请交通、中央两大官办银行巨头必要时出手相助。一场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陈光甫与张公权关系非同一般，既为江苏老乡，彼此又志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国金融业的抱负。1913年底，张公权经梁启超推荐出任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长8岁的陈光甫，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银行的监督（总经理）职位上干了一年多。
两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陈光甫筹办上海银行之时。因与新任江苏都督“辫帅”张勋意见不合，陈光甫被迫离开江苏银行。他与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任洋行买办多年的庄得之（江苏武进人）合伙，募股10万元，开办上海银行。当年6月，上海银行开张之日，张公权以中国银行名义一次存入7万元。这笔活期存款称“堆花”，有同行前来捧场讨彩头之意，按惯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张一直没动这笔钱，等于变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后来他本人也成了这家新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上海银行的两位创办人与官僚、地主、买办及前清遗老来往密切，广泛兜揽存款。到1926年存款已达3244万元。著名实业家张謇、荣宗敬也成为股东。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交行京沪津各分行发生挤提风潮，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见势不妙，下令两大银行全面停兑，更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与张公权，为银行长远前途着想，又自信已作充分资金准备，有意抵制政府的停兑令。身为中国银行董事的陈光甫力挺老友，联手其他董事，支持宋、张两人的主张，还动用自身人脉，积极争取江苏地方军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争的结果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安然度过挤提风潮，声誉大振，时年不满28岁的张公权更一举成名。恼怒的袁世凯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舆论强烈反对，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斗法蒋宋
1917年7月，梁启超执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力荐张公权北上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仍兼上海分行副经理）。张上任后逐步压缩官股，大幅增加商股，实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独立管理，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
到1928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他想将中国银行直接改组为新政府的“央行”，但要求官股重新享有主导地位，张公权不愿走回头路，据理力争，两人矛盾激化。宋子文另起炉灶，于1928年11月成立国民党嫡系的新中央银行并兼任总裁。
此后数年，中国银行业务继续发展，到1934年底，成为全国最大银行。但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金融大风暴，给了一直觊觎这块“肥肉”的蒋宋一方下手的良机。当年3月，蒋介石与宋子文声称国家经济面临困境，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矛头直指中国、交通两银行。
抗争无效的张公权递交了辞呈。中国银行被迫接受官股增资1500万元，总股本4000万元中，官股商股各占一半。
时代变迁
在中国、交通及中央三大银行均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未能帮助老友张公权击退宋子文的“偷袭”，但依然维持与国民政府高层的紧密关系。从1931年挤提风潮中全身而退的上海银行，凭借陈光甫深厚的政商人脉和灵活手腕，此后几年里又获得大发展。到1937年6月，上海银行以近2亿元存款稳居私营银行第一。
1947年初，张公权复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期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财政入不敷支，张公权亦难力挽狂澜。
1949年春，与陈光甫私交甚笃的代总统李宗仁希望他作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陈婉言谢绝，悄然南下香港。之后，大陆的上海银行比全行业提前三年公私合营。而张公权也早已远赴美国。这对“江浙财团”领袖，都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摘自《中国经营报》 谭洪安/文 2012年6月23日）
患难之交
1931年秋天，年届50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遭遇他创业16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有流言称，该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中亏本上千万元，各地储户一时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银行总行及南京分行出现挤提风潮，短短十几天内，提出了4400万元，占原有存款总额12600万元的35%。陈光甫让属下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套现的资产，但仍感穷于应付。情急之下，他向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老朋友张公权求援。张二话不说，即指示总行及各分行给予上海银行贷款和透支，并敦请交通、中央两大官办银行巨头必要时出手相助。一场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陈光甫与张公权关系非同一般，既为江苏老乡，彼此又志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国金融业的抱负。1913年底，张公权经梁启超推荐出任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长8岁的陈光甫，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银行的监督（总经理）职位上干了一年多。
两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陈光甫筹办上海银行之时。因与新任江苏都督“辫帅”张勋意见不合，陈光甫被迫离开江苏银行。他与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任洋行买办多年的庄得之（江苏武进人）合伙，募股10万元，开办上海银行。当年6月，上海银行开张之日，张公权以中国银行名义一次存入7万元。这笔活期存款称“堆花”，有同行前来捧场讨彩头之意，按惯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张一直没动这笔钱，等于变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后来他本人也成了这家新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上海银行的两位创办人与官僚、地主、买办及前清遗老来往密切，广泛兜揽存款。到1926年存款已达3244万元。著名实业家张謇、荣宗敬也成为股东。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交行京沪津各分行发生挤提风潮，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见势不妙，下令两大银行全面停兑，更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与张公权，为银行长远前途着想，又自信已作充分资金准备，有意抵制政府的停兑令。身为中国银行董事的陈光甫力挺老友，联手其他董事，支持宋、张两人的主张，还动用自身人脉，积极争取江苏地方军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争的结果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安然度过挤提风潮，声誉大振，时年不满28岁的张公权更一举成名。恼怒的袁世凯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舆论强烈反对，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斗法蒋宋
1917年7月，梁启超执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力荐张公权北上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仍兼上海分行副经理）。张上任后逐步压缩官股，大幅增加商股，实行股东会和董事会独立管理，摆脱了北洋政府的控制。
到1928年北伐胜利后，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他想将中国银行直接改组为新政府的“央行”，但要求官股重新享有主导地位，张公权不愿走回头路，据理力争，两人矛盾激化。宋子文另起炉灶，于1928年11月成立国民党嫡系的新中央银行并兼任总裁。
此后数年，中国银行业务继续发展，到1934年底，成为全国最大银行。但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金融大风暴，给了一直觊觎这块“肥肉”的蒋宋一方下手的良机。当年3月，蒋介石与宋子文声称国家经济面临困境，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矛头直指中国、交通两银行。
抗争无效的张公权递交了辞呈。中国银行被迫接受官股增资1500万元，总股本4000万元中，官股商股各占一半。
时代变迁
在中国、交通及中央三大银行均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未能帮助老友张公权击退宋子文的“偷袭”，但依然维持与国民政府高层的紧密关系。从1931年挤提风潮中全身而退的上海银行，凭借陈光甫深厚的政商人脉和灵活手腕，此后几年里又获得大发展。到1937年6月，上海银行以近2亿元存款稳居私营银行第一。
1947年初，张公权复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但期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财政入不敷支，张公权亦难力挽狂澜。
1949年春，与陈光甫私交甚笃的代总统李宗仁希望他作为和谈代表前往北平，陈婉言谢绝，悄然南下香港。之后，大陆的上海银行比全行业提前三年公私合营。而张公权也早已远赴美国。这对“江浙财团”领袖，都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摘自《中国经营报》 谭洪安/文 2012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