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亿农民岂能没有一个政协委员？
　　——据媒体报道，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李昌鉴提出了一个多数政协委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20年前政协界别就是34个，能不能变变？而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我国有9亿农民，全国有2275名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中居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政协委员为什么没有农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农民界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业界别”中，各党派、团体、各个单位和各个方面酝酿、推荐、提名、协商时，农民并不属于党派、团体、单位，也就无法被推荐了。如果专门设置一个“农民界别”，再规定好“农民”的定义，处于弱势的农民席位就不会被别人占位了。
化解农民工职业世袭何妨换个思路
　　——《羊城晚报》载文说，政协委员厉以宁在全国两会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
　　一个文明的社会，个体命运当不会太多为出身所左右。化解农民工职业世袭的方式有很多，倘若将希望寄托于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前景或许是存疑的。因为现实里，在权利层面，某些城市尚且不能给予农民同等对待；而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也暗示着城市对于新增人口的容纳力，不若想象中充盈。
　　当人们将农民工世袭化视作一个问题，其思维前提显然是，农民工并不是一份理想的职业，而围观者的解决策略，最终也多半诉诸城市化的洪流。而原本，提升农民工本身的职业福利，提升乡土世界的生存品质，也是另一条更为直接，甚至更为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