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钟麟与清皇室出宫始末
溥仪的周旋
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生于1884年3月12日。鹿家在河北是有名的望族，鹿钟麟父辈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曾任军机大臣的晚清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宣统立嗣时，鹿传霖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1908年，鹿钟麟经伯父介绍，入北洋第一混成协当兵，与在北洋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的冯玉祥相识。1916年，鹿钟麟归到冯玉祥统领的第十六混成旅后，成为冯的左膀右臂。
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鹿和第八旅旅长李鸣钟，奉冯玉祥之命率军进入北京。他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
11月4日，冯玉祥召鹿钟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他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但鹿钟麟因有病未能前往。冯玉祥当即明示张璧，立即着手办理驱逐溥仪出宫事宜。张璧受命后，去见新任摄政内阁代总理黄郛，向他转达了冯玉祥的意思。
黄郛随即召集临时内阁会议。议事的内容之一，即对袁世凯与清廷订立的清室优待条件进行修正。修正条件的第三条明确要求清皇室“即日移宫禁”。此次内阁会议还议定，成立一个办理清室出宫事宜的委员会，由前清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煜瀛为该委员会委员长。
第二天一早，鹿钟麟即与张璧会同李煜瀛一同前往故宫，向溥仪宣示出宫令。他们进入神武门时，碰到迎出来的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绍英。绍英到内宫向溥仪“奏闻”。
溥仪立即召集由嫔妃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认为：“按照民国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才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事，本无所谓。但今日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
议论的结果，又由绍英出来面告鹿钟麟等人。鹿钟麟等认为清室全部迁出，自然于仓促间难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两日。但废帝溥仪应于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得拖延。
鹿钟麟等人的话让绍英带进去后，溥仪等人仍不甘心立即出宫。敬懿、荣惠两位老太妃也死活不愿意搬出紫禁城，因为她们个人的细软财物没法带走。绍英便拿这两个老太太做挡箭牌，一再请鹿钟麟等人通融。
鹿钟麟感到，若好言好语地劝，今天可能就这么拖过去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着绍英的面对随行的人员大声说：“快去告诉外边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急着动手开炮！”
鹿钟麟这么一说，绍英吓坏了，他赶紧又去见溥仪：“鹿钟麟催了，再不搬他们就要开炮啦！”溥仪听了也害怕起来，急忙传知“大内”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物件，尽快出宫。匆忙中，溥仪又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商量出宫搬到哪里。最后，他们议定到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即溥仪生父载沣的住所，随即派内务府的人前去布置。
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10分，溥仪等登上了由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车，出了神武门。
点收玉玺
1924年，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13个年头，但封建意识在国人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紫禁城实施接收时，当局最惦记的就是先把传国玉玺收缴回来。鹿钟麟在逼迫溥仪出宫当日就收了两枚，但清王朝的印玺远不止这两颗。
11月7日上午9时，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到什刹海醇王府，准备就接收及善后事宜，直接与溥仪面洽。他们先见到内务三大臣之一的耆龄，告以议题：一、紫禁城门禁问题；二、请溥仪先提出善后的意见；三、紫禁城内仍有数千人，拟遣散一部分；四、清廷宝玺现仅交出两颗，据悉尚有数十颗，今日要全部接收。
听完鹿钟麟的来意后，溥仪说：“我既然是中华民国的一分子，对于故宫善后事宜，自然没有不可商量的，但是权利也要相等……”接着，他提出对紫禁城的门禁稍微通融。
鹿钟麟说：“门禁本来就是暂时的，交通上我们会给予便利，可以告知守卫，任府中人自由出入。”
溥仪又提出在修改条件中，清室陵寝宗庙由民国政府派人祭祀一节，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是皇室的家庙。鹿钟麟回应：“可以归入善后委员会商量。”这次面谈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从醇王府出来后，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政府指派的委员易培基，同鹿钟麟、张璧，与清室方面的代表耆龄、载润、罗振玉、宝熙等人，就有关接收事宜互通声气。鹿钟麟说：“今天急需解决的是点收印玺以及解散宫内人员的问题。”后众人起身赴宫交泰殿。
耆龄说：“乾隆以前，玉玺有29颗。不知何故，到乾隆末年，就只有25颗了。前日晚间已将两颗交出，封存国务院，一为皇帝之宝，一为宣统之宝，此外尚存于本殿的还有23颗。”
鹿钟麟、李煜瀛等人将这23颗玉玺一一点收。此外，还有皇后之宝一颗、皇后册宝4颗，加上此前收的两颗，印玺总数为30颗。
（摘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 王凡/文）
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生于1884年3月12日。鹿家在河北是有名的望族，鹿钟麟父辈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曾任军机大臣的晚清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宣统立嗣时，鹿传霖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1908年，鹿钟麟经伯父介绍，入北洋第一混成协当兵，与在北洋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的冯玉祥相识。1916年，鹿钟麟归到冯玉祥统领的第十六混成旅后，成为冯的左膀右臂。
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鹿和第八旅旅长李鸣钟，奉冯玉祥之命率军进入北京。他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
11月4日，冯玉祥召鹿钟麟和北京警察总监张璧到他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但鹿钟麟因有病未能前往。冯玉祥当即明示张璧，立即着手办理驱逐溥仪出宫事宜。张璧受命后，去见新任摄政内阁代总理黄郛，向他转达了冯玉祥的意思。
黄郛随即召集临时内阁会议。议事的内容之一，即对袁世凯与清廷订立的清室优待条件进行修正。修正条件的第三条明确要求清皇室“即日移宫禁”。此次内阁会议还议定，成立一个办理清室出宫事宜的委员会，由前清两代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李煜瀛为该委员会委员长。
第二天一早，鹿钟麟即与张璧会同李煜瀛一同前往故宫，向溥仪宣示出宫令。他们进入神武门时，碰到迎出来的清室内务府大臣之一绍英。绍英到内宫向溥仪“奏闻”。
溥仪立即召集由嫔妃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们认为：“按照民国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才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事，本无所谓。但今日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由民国政府点收。”
议论的结果，又由绍英出来面告鹿钟麟等人。鹿钟麟等认为清室全部迁出，自然于仓促间难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两日。但废帝溥仪应于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得拖延。
鹿钟麟等人的话让绍英带进去后，溥仪等人仍不甘心立即出宫。敬懿、荣惠两位老太妃也死活不愿意搬出紫禁城，因为她们个人的细软财物没法带走。绍英便拿这两个老太太做挡箭牌，一再请鹿钟麟等人通融。
鹿钟麟感到，若好言好语地劝，今天可能就这么拖过去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着绍英的面对随行的人员大声说：“快去告诉外边的兄弟们，时间虽然到了，但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急着动手开炮！”
鹿钟麟这么一说，绍英吓坏了，他赶紧又去见溥仪：“鹿钟麟催了，再不搬他们就要开炮啦！”溥仪听了也害怕起来，急忙传知“大内”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物件，尽快出宫。匆忙中，溥仪又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商量出宫搬到哪里。最后，他们议定到什刹海北河沿的醇王府，即溥仪生父载沣的住所，随即派内务府的人前去布置。
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10分，溥仪等登上了由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车，出了神武门。
点收玉玺
1924年，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13个年头，但封建意识在国人的头脑里还是根深蒂固，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紫禁城实施接收时，当局最惦记的就是先把传国玉玺收缴回来。鹿钟麟在逼迫溥仪出宫当日就收了两枚，但清王朝的印玺远不止这两颗。
11月7日上午9时，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到什刹海醇王府，准备就接收及善后事宜，直接与溥仪面洽。他们先见到内务三大臣之一的耆龄，告以议题：一、紫禁城门禁问题；二、请溥仪先提出善后的意见；三、紫禁城内仍有数千人，拟遣散一部分；四、清廷宝玺现仅交出两颗，据悉尚有数十颗，今日要全部接收。
听完鹿钟麟的来意后，溥仪说：“我既然是中华民国的一分子，对于故宫善后事宜，自然没有不可商量的，但是权利也要相等……”接着，他提出对紫禁城的门禁稍微通融。
鹿钟麟说：“门禁本来就是暂时的，交通上我们会给予便利，可以告知守卫，任府中人自由出入。”
溥仪又提出在修改条件中，清室陵寝宗庙由民国政府派人祭祀一节，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是皇室的家庙。鹿钟麟回应：“可以归入善后委员会商量。”这次面谈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从醇王府出来后，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政府指派的委员易培基，同鹿钟麟、张璧，与清室方面的代表耆龄、载润、罗振玉、宝熙等人，就有关接收事宜互通声气。鹿钟麟说：“今天急需解决的是点收印玺以及解散宫内人员的问题。”后众人起身赴宫交泰殿。
耆龄说：“乾隆以前，玉玺有29颗。不知何故，到乾隆末年，就只有25颗了。前日晚间已将两颗交出，封存国务院，一为皇帝之宝，一为宣统之宝，此外尚存于本殿的还有23颗。”
鹿钟麟、李煜瀛等人将这23颗玉玺一一点收。此外，还有皇后之宝一颗、皇后册宝4颗，加上此前收的两颗，印玺总数为30颗。
（摘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0期 王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