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回忆与孙中山恋情：
从仰慕到追随和守护
1913年夏，“二次革命”失败后，曾经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北洋政府的通缉对象，不得不再次流亡海外；此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宋庆龄，由父亲宋耀如引领，来到孙中山身旁，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战友，成为他终生不渝的伴侣……
从小就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的同学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个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是忠贞不贰地谋反了。”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见到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她对革命的作用无人能替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学者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摘自《羊城晚报》盛永华/文2011年8月20日）
从小就仰慕孙中山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战友宋耀如的女儿，从小就知道孙中山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了解父亲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因而对他非常仰慕。
宋庆龄在《自述》中曾说：“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1907年宋庆龄到美国读书以后，她的父亲仍经常给她去信，把国内发生的情况告诉她。
宋庆龄当年的同学忆述：“沉默寡言的庆龄把心思用于另外一个方面——潜心思考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义，考虑她父亲宋查理和他的朋友孙逸仙博士魂牵梦萦的革命事业的是非曲直……她在内心深处已是忠贞不贰地谋反了。”
辛亥革命使宋庆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为她不久以后全身心地支持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见到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宋庆龄婚后继续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讨袁、护法、北伐诸役，孙中山的所有重大行动，宋庆龄都追随左右。她协助孙中山起草《第二次讨袁宣言》，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陪同孙中山观察军事要塞。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是宋庆龄以温柔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伤痕，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时，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
当“五四运动”发生并影响广州后，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几个月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使宋庆龄经历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火的考验。这个外表纤细文弱的优雅的妇女，在叛军炮轰他们的住处时，“再三婉求”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留下以便掩护。她在卫兵的保护下逃离已成火海的总统府时，“准备随时就要中弹毙命”。
当她辗转于叛军控制的广州并于翌晨登上停泊于珠江水域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时，“真如死别重逢”，这对于坚持在军舰上惩罚陈炯明的孙中山，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孙中山很快又振作起来，继续探求救国的道路。
她对革命的作用无人能替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学者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摘自《羊城晚报》盛永华/文2011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