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研究生的乡土教育梦
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时候，这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家小院却热闹非凡。20多个乡村儿童欢呼雀跃涌出教室，不大的农家小院立刻荡漾起欢声笑语。东边低矮的厨房泥墙上，可一眼辨认出毛泽东、鲁迅、陶行知这些名人的头像，这些惟妙惟肖的肖像均出自这所农村幼儿园的创办人之手。这个生于1981年的农村“80后”，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两年前从西北师大美术学院研究生顺利毕业。之后，他来到北京，在著名的798艺术区为一家画廊担任策展助理，月薪3000元，像很多“北漂”一样，怀揣梦想，期望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但他很快发现，“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太吃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滋润他成长的乡土成了他继续追梦的源泉。于是，他毅然回到家乡，创办了这个农村幼儿园，取名“百姓幼儿园”。
这个29岁的小伙子开始了自己的理想实验。他尝试从重建乡村文化的思路出发，为乡村儿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搜集动植物标本，把农村妇女绣的鞋垫当作艺术品挂在孩子们的宿舍里；阳春三月，他带孩子们上山写生，了解家乡的河流，让乡村的孩子们爱农村、爱家乡，他甚至萌生了编写一部乡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强，20多个乡村儿童的老师，一个办学举步维艰的乡村幼儿园的年轻园长。日前，记者探访了这个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叶堡村的西部农村幼儿园，倾听这位年轻人的心声，他说：“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
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满怀希望。我跑了798、草场地等艺术区的很多画廊。无休止地去应聘、面试，真正体会到了北京城的繁华与喧闹、多元与庞杂、高贵与贫贱、自由与森严。对于一个浮游在城乡之间的人来说，独具中国色彩的北京城让我感到无望，北京城的生活属于少数人，更多的人是在碰运气。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人做展览，干了3天活，却没拿到一分钱。第一次在北京赚钱现在想起来绝望而美好，那是和一位朋友给人画简笔画，我俩花了大半夜的时间画了10幅画，最后人家用了4张，挣了40元。直到两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到一位知名策展人的画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弃京城，选择自我的道路。
尽管个人的生活问题迎刃而解，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说什么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琐碎见闻也时刻刺痛着我。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就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我对自己能从底层翻身没什么欲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做教育的地方是我理所当然的选择。于是我想到了家乡——一个依然贫穷，但美好的地方。第一步从教育孩子们开始。
2009年2月，春节前夕，我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阻力
过年的时候，我向家人宣布了要办幼儿园的想法。但家里人并不同意，他们都希望我去找份稳定的工作。其实我和他们一样当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发现，我多次找工作失利并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对像我这样毫无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学生而言，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不容易。
找工作搁浅后，我和朋友准备在秦安县城合作办幼儿园，在这期间，我做了针对农村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调查，但和家人的矛盾也急速升级，不得已搬到县城和朋友一起住。不久，我和朋友因为在教育理念和出发点上的不同而被迫分开，不得已我又漂在兰州帮人做展览，出画册，做雕塑，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2009年10月，我做好了回乡办幼儿园的准备并回到家。父母亲对我的质疑很明确也很现实：其一，办幼儿园缺资金，我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其二，研究生在我们家族是地位的象征，让我这样一折腾，这个地位就变成了负担。其三，我个人的生活、成家等问题都无法解决。村里人议论更多：认为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在外面混不下去，回来办幼儿园，哄小孩子讨生活。
说真的，我没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怀疑，就像有些问题不能光靠嘴皮子说能解决一样，我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为了让将来的幼儿园能有规模，我买下了邻居家闲置了30年的空院落，当然筹款的过程艰辛又曲折，不过也得到了父亲少许的支持。随后，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现在幼儿园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办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儿园教具。我用实际行动办起了幼儿园，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能胜任的职业领域出现了。在一次媒体辩论会上，有人甚至质问我：你回农村办幼儿园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坚持
让我高兴的是幼儿园一开张就招收了6个小孩，后来增加到9个。这让我信心倍增，说明已经有村民信任我。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开心，以至于让我坚持到今天，现在幼儿园已经初具规模，有20多个孩子了。
对办这个乡村幼儿园的初衷，就如“百姓幼儿园”的名称所揭示的那样，我想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从幼儿阶段开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农村孩子的人格、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创造思维、身体健康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但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长是村干部，还是打工的。“百姓幼儿园”也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幼儿园，农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应该是乡村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百姓幼儿园”延续了我离开北京时想为更多底层人说话的想法，并正在进一步的完善。在农村现有的条件下，乡村幼儿园组建专业、稳定的教师团队是很困难的，这些现状都会影响到乡村幼儿园的生存。
（摘自《中国青年报》张鹏/文 2010年10月25日）
这个29岁的小伙子开始了自己的理想实验。他尝试从重建乡村文化的思路出发，为乡村儿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搜集动植物标本，把农村妇女绣的鞋垫当作艺术品挂在孩子们的宿舍里；阳春三月，他带孩子们上山写生，了解家乡的河流，让乡村的孩子们爱农村、爱家乡，他甚至萌生了编写一部乡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强，20多个乡村儿童的老师，一个办学举步维艰的乡村幼儿园的年轻园长。日前，记者探访了这个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叶堡村的西部农村幼儿园，倾听这位年轻人的心声，他说：“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
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满怀希望。我跑了798、草场地等艺术区的很多画廊。无休止地去应聘、面试，真正体会到了北京城的繁华与喧闹、多元与庞杂、高贵与贫贱、自由与森严。对于一个浮游在城乡之间的人来说，独具中国色彩的北京城让我感到无望，北京城的生活属于少数人，更多的人是在碰运气。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帮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人做展览，干了3天活，却没拿到一分钱。第一次在北京赚钱现在想起来绝望而美好，那是和一位朋友给人画简笔画，我俩花了大半夜的时间画了10幅画，最后人家用了4张，挣了40元。直到两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到一位知名策展人的画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弃京城，选择自我的道路。
尽管个人的生活问题迎刃而解，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说什么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琐碎见闻也时刻刺痛着我。
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人，如果我还有理想的话，就应该为更多的底层人说话。我对自己能从底层翻身没什么欲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做教育的地方是我理所当然的选择。于是我想到了家乡——一个依然贫穷，但美好的地方。第一步从教育孩子们开始。
2009年2月，春节前夕，我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阻力
过年的时候，我向家人宣布了要办幼儿园的想法。但家里人并不同意，他们都希望我去找份稳定的工作。其实我和他们一样当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发现，我多次找工作失利并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对像我这样毫无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的农村学生而言，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不容易。
找工作搁浅后，我和朋友准备在秦安县城合作办幼儿园，在这期间，我做了针对农村教育包括幼儿教育的调查，但和家人的矛盾也急速升级，不得已搬到县城和朋友一起住。不久，我和朋友因为在教育理念和出发点上的不同而被迫分开，不得已我又漂在兰州帮人做展览，出画册，做雕塑，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2009年10月，我做好了回乡办幼儿园的准备并回到家。父母亲对我的质疑很明确也很现实：其一，办幼儿园缺资金，我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其二，研究生在我们家族是地位的象征，让我这样一折腾，这个地位就变成了负担。其三，我个人的生活、成家等问题都无法解决。村里人议论更多：认为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在外面混不下去，回来办幼儿园，哄小孩子讨生活。
说真的，我没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怀疑，就像有些问题不能光靠嘴皮子说能解决一样，我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为了让将来的幼儿园能有规模，我买下了邻居家闲置了30年的空院落，当然筹款的过程艰辛又曲折，不过也得到了父亲少许的支持。随后，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现在幼儿园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办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儿园教具。我用实际行动办起了幼儿园，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大家认为我不能胜任的职业领域出现了。在一次媒体辩论会上，有人甚至质问我：你回农村办幼儿园是不是太理想主义？
坚持
让我高兴的是幼儿园一开张就招收了6个小孩，后来增加到9个。这让我信心倍增，说明已经有村民信任我。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开心，以至于让我坚持到今天，现在幼儿园已经初具规模，有20多个孩子了。
对办这个乡村幼儿园的初衷，就如“百姓幼儿园”的名称所揭示的那样，我想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从幼儿阶段开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质教育”，主要包括农村孩子的人格、生活习惯、语言习惯、创造思维、身体健康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开设有关农村文化、地理、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穿插城市幼儿教育的优点，让孩子能从自身开始重建一种新的乡土文明。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但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儿园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长是村干部，还是打工的。“百姓幼儿园”也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幼儿园，农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这个地方应该是乡村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百姓幼儿园”延续了我离开北京时想为更多底层人说话的想法，并正在进一步的完善。在农村现有的条件下，乡村幼儿园组建专业、稳定的教师团队是很困难的，这些现状都会影响到乡村幼儿园的生存。
（摘自《中国青年报》张鹏/文 2010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