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公务员招录创举中最大的亮点，无疑是“农民工等可报考公务员”。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打破身份歧视的探索不但有利于推动公正平等，而且也将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不唯学历、不唯身份的氛围。但笔者调查发现，各地鲜有农民工报考的成功事例报道，其政策意义显然远远超过现实意义。
　　一个社会的序列结构上，总有参差多态的身份差异、职位差异、权利差异等。公民社会的进步，首先在于坦承这种差异，然而，如何弥合这种差异甚至是断裂，不仅是一门应时的技术，更关乎善政的艺术。“国考”向农民工等群体敞开大门，毋庸讳言是很大的进步——但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兑现其自由权益、尊重其身份地位，其实远比赋予其公务员身份更迫在眉睫。说得更直白一点，如果农民工的处境不能水涨船高，即便出一批“农民工公务员”，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一者，不可能所有农民工都去做公务员，以此为跳板来扭转并改变自己的命运；二者，那些考上公务员的农民工，身份属性自然慢慢就会异化，不复有农民工的身份意义。
　　如果公务员只是“公务员”而已，如果农民工也真是一种“光荣的职业”——谁敞开怀抱容纳谁，何至于令公众如此纠结？
　　（摘自《中国青年报》 邓海建/文 201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