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精英》 薛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薛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本书是作者过去六七年中所写的一系列介绍美国教育的文章结集，通过透视与分析美国教育的体制、模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2005年9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文章，一时成为教育界的一大新闻。
　　这篇报道轰动的核心内容，是对常青藤盟校女大学生的调查，其中包括138位耶鲁大学的女生。在这138位女生中，有85位计划未来有了孩子之后停止工作或只干半日制的临时工作，以当母亲为人生主业。
　　今天，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追赶男人，不少人乐观地预言，等现在这代女孩子长大之后，男女在社会地位和成就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可是，为什么女孩子在和男孩子的竞争中到了眼看要赢的时候，自己会突然弃权出局、要回家看孩子去呢？
　　如今是美国历史上进常青藤竞争最激烈的时刻，能够进去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此经过严格筛选、不惜工本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只留在家里哄孩子，这岂不是巨大的教育浪费？
　　《纽约时报》举出活生生的例子：来自得州的华裔女孩辛西娅·刘是典型的耶鲁女孩：她的SAT考了1510分（满分为1600分），她还是得州辩论比赛的决赛选手、钢琴手、跑步运动员。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学生，等到了30岁时，她最大的可能是在家带孩子。她坦率地说：“我妈妈一直这样对我讲：‘你不可能又当一流的职业妇女又做一个最好的妈妈。’所以我必须做出选择。”
　　从访谈中看，这些想以后回家看孩子的女大学生，主要是受她们母亲的影响。她们的母亲，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执意当一辈子职业妇女，在社会上和男人平起平坐，许多人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但是，现在许多人开始反思：女性成功的代价，常常要自己的孩子来付。
　　2002年，女经济学家休利特出版了《创造生活：职业妇女与对孩子的渴求》，她调查了1647位高度成功的女性，发现在这些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职业妇女中，有49%在40岁以后还没有孩子，而她们中许多人对此深感懊悔。休利特的建议是：在20岁结婚，在30出头要孩子。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反击。甚至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称休利特未免言过其实：2003年3月《财富》杂志举行了女性的高峰会议，在187个出席者中，71%是母亲，她们平均拥有2.2个孩子，像eBay的总裁梅格·惠特曼、雅芳的总裁安德里亚·荣格等著名的企业界女强人，都是妻子和母亲。更有说服力的是休利特本人，她在二十几岁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51岁时有了第五个孩子。她自己在大学里又当教授又做研究，事业生活两头都没有耽误，何以突然出来教训别人一定二者择其一呢？
　　然而，这番反驳并不能服人。参加“财富峰会”的女性，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年薪在几百万美元以上，就像51岁得子的休利特一样，都是“超人”。休利特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因为自己是个“超人”，就要去别的女性也去当“超人”。20世纪前半期，日本出了个著名的女诗人，也是国际闻名的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她嫁了位无法养家糊口的诗人，和他生了11个孩子。一家13口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人的稿费承担。她由此得出结论：女人完全能够自立！并号召日本妇女不要要求国家的特别照顾，甚至连产假也反对。当时的许多女权主义者批评她说：我们为你而骄傲，但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妇女，因为日本的女性中很少有人能够具备你的才能！
　　如今耶鲁的女孩未必读休利特的书，但她们的母亲会提供休利特式的建议。即使是那些事业和孩子两全的妇女，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事业的追求几乎肯定会使自己亏待孩子。因此，不能让孩子为自己的事业付出代价，已在一些妇女圈子里成为新的道德标准。
　　事实上，到美国的学校观察一下就知道：母亲辞职在家养出来的孩子，不管是学术表现还是待人接物，都明显比那些父母有全职工作的孩子要好。不久前一位母亲投书《波士顿环球报》说：“我辞职在家养孩子，我们买不起大房子。但是我为社会培养了更健康的成员。难道我不该为此得到奖励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只崇拜大房子、豪华车，而不珍惜对未来的责任？”
　　不过，忙得顾不过孩子来的，其实大部分并不是富人。相反，回家当专业妈妈的潮流，主要发生在中高产阶层。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女孩子的配偶，一般来说也是和他们一样是常青藤毕业的精英，收入非常之高，家里不需要第二份收入。第二，常青藤的女孩子，一般来说从小家教甚好，知道父母的细心培养对自己现在的成功是多么重要，也知道教育上的竞争是多么激烈无情。要让自己的孩子延续她们现有的优势，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教育。这里的利害，一般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子弟没有她们体会得深。
　　这些耶鲁女孩代表的，可能是未来最为精英的一代母亲。这些常青藤打造的母亲，如果专职在家教育孩子，就仿佛是一个小学给每个孩子配备一个耶鲁毕业的老师，这其实是一个最为昂贵的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