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世界的N个看法
中国 怎么想？
我不要等，我要的是现货
没什么比婚姻介绍所里的征婚启事更能体现婚恋观的变迁了：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事业有成、年龄在35-55岁的男性和年轻貌美的18-25岁女性。
所以，有人提议说，《百家讲坛》应该请李嘉欣和邓文迪开一个融汇多种学科的讲座，名字唤为“商业情感学”。不过，真正的有钱人大约也忌讳你因为钱而爱上他，那些真正抓住了所谓潜力股的女人们也多半是瞎猫撞老鼠，完全凭运气。倘若不能在人家没钱的时候便牢牢抓住，先有情再有钱，等他万众瞩目再去追涨，弄不好血本无归还惹人耻笑。
我秀故我在
现在再回想起当年那些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只觉得是些笑话。
存在感，是一个很奇妙的词汇。不管老一辈的网络红人承不承认，存在感都是推动人在网络上博取关注的一种原始动力。而在如今，存在感更是成为网络生存的第一要义。存在，秀；秀，而存在。这是网络构建的扁平式社会所带来的价值观。
秀者对自己没有存在感，只有观者的欢呼或者谩骂才能让他确立存在感。进一步说，秀者之所以展示反常规的行为，只是因为他预设观者会因这些反常规而有更激烈的观看回应，而这正是秀的目的。作秀很多时候甚至可不代表任何表达欲，不意味着他们想说明什么，他们也不期望取得观者的认同，只是纯粹的展示。秀者的内心永远感觉这一切只是一场注意力的游戏。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世代”的最经典表述。“我的地盘”带来极度的自由，也培养了这代人空前的“孤独”。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学生创业成为多数人认同的职业之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国企，捍卫职业自由。上一代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就业模式，在今天已成为神话。同样，“一辈子只爱一次”也成为神话的一个分支。
对职业、感情、消费的多元化选择，以及个人支配命运的极大自由，这看上去的物质世界的“丰盛”，反而让其中的很多患有“选择障碍”者茫然。很多人拥有自己的地盘，却实现不了自己做主，不是缺少自主的权利，而是缺少做主的智慧和心理素质。
从上世纪70年代青年们抑郁地道出“你别无选择”，到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半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地盘我做主”，折射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微妙关系，其中文化观念的开放度、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是造成这一改变的基础，而人在其中是否真的自在，与口号的花样无关，与“做主”的行动力有关。
我能
“我能”是商业口号，也是成功学迷药，成功学的三大精髓是我信、我能、我要。从心理学上说，“我能”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失败的本能抵御。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时代，根据二八定律，80％的优质资源向20％的社会精英聚拢，要想在这个日渐势利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付出超常努力，将自己推入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于是，“我能”是给“我能不能”一个响亮的回答。“我能”是冒险的风帆，是自信过度的虚假繁荣，每个人在说我能之前，应该想到，我有什么。根据概率学原理，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即使万事俱备、不欠东风，要想获得成功，也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成功者有限，成功者需要数量庞大的失败者做群众基础。“我能”，是中国人的口水成功学，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为自己鼓励。从个人实际出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虚妄的“我能”要美妙很多。
我是来打酱油的
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是网络三大流行词，也成为社会情绪的解压阀和戏谑出口。“艳照门”一出，广州电视台上街采访市民看法，一位市民答曰：“关我鸟事，我出来打酱油的。”网络由此传开打酱油的佳话，关于打酱油的各种PS图片和改编段子风靡一时。“关我鸟事”无法流行，“打酱油”却红极一时，使用后者其实是暗指前者的含义，不得不叹服网络的创造力。
在“打酱油”一语的流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网民的态度是已对此事感到厌烦，选择了这种以不置可否的冷漠来表达对事件的反感。这似乎是一种网络化的非暴力不合作，一种翻白眼式的蔑视。
在飞速发展、规则不明的年代自然也就怪事频出，而这时候打酱油则成为一种绝妙的反讽。正所谓“事不关己不开口，专心一意打酱油。”
外国月亮比较圆
流行，但却违反正确的生活共识。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西方与中国在全世界，存在一种想象共同体，也是误会共同体，不适共同体，奇异共同体，惊艳共同体，机会共同体。同时亦发出过面对西方的中国人的17个自问：为什么“支持国货”永远只是一句空话？为什么甘愿为出国倾家荡产？为什么把“奥斯卡”当桂冠？为什么中国人要有英文名……
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已渐渐习惯了出现在身边的全球化面孔。老外可以是中国人的生意伙伴、朋友、竞争对手、上司、同事、下属、邻居、家属、恋人、偶像、粉丝及其他可能的关系。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将逐渐改变“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观念，随着越来越多保护本土文化传统的声音出现，“外来和尚会念经”或会由崇拜的姿态，变为平等的姿态。
（待续）
没什么比婚姻介绍所里的征婚启事更能体现婚恋观的变迁了：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事业有成、年龄在35-55岁的男性和年轻貌美的18-25岁女性。
所以，有人提议说，《百家讲坛》应该请李嘉欣和邓文迪开一个融汇多种学科的讲座，名字唤为“商业情感学”。不过，真正的有钱人大约也忌讳你因为钱而爱上他，那些真正抓住了所谓潜力股的女人们也多半是瞎猫撞老鼠，完全凭运气。倘若不能在人家没钱的时候便牢牢抓住，先有情再有钱，等他万众瞩目再去追涨，弄不好血本无归还惹人耻笑。
我秀故我在
现在再回想起当年那些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只觉得是些笑话。
存在感，是一个很奇妙的词汇。不管老一辈的网络红人承不承认，存在感都是推动人在网络上博取关注的一种原始动力。而在如今，存在感更是成为网络生存的第一要义。存在，秀；秀，而存在。这是网络构建的扁平式社会所带来的价值观。
秀者对自己没有存在感，只有观者的欢呼或者谩骂才能让他确立存在感。进一步说，秀者之所以展示反常规的行为，只是因为他预设观者会因这些反常规而有更激烈的观看回应，而这正是秀的目的。作秀很多时候甚至可不代表任何表达欲，不意味着他们想说明什么，他们也不期望取得观者的认同，只是纯粹的展示。秀者的内心永远感觉这一切只是一场注意力的游戏。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世代”的最经典表述。“我的地盘”带来极度的自由，也培养了这代人空前的“孤独”。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学生创业成为多数人认同的职业之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国企，捍卫职业自由。上一代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就业模式，在今天已成为神话。同样，“一辈子只爱一次”也成为神话的一个分支。
对职业、感情、消费的多元化选择，以及个人支配命运的极大自由，这看上去的物质世界的“丰盛”，反而让其中的很多患有“选择障碍”者茫然。很多人拥有自己的地盘，却实现不了自己做主，不是缺少自主的权利，而是缺少做主的智慧和心理素质。
从上世纪70年代青年们抑郁地道出“你别无选择”，到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半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地盘我做主”，折射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微妙关系，其中文化观念的开放度、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是造成这一改变的基础，而人在其中是否真的自在，与口号的花样无关，与“做主”的行动力有关。
我能
“我能”是商业口号，也是成功学迷药，成功学的三大精髓是我信、我能、我要。从心理学上说，“我能”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失败的本能抵御。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时代，根据二八定律，80％的优质资源向20％的社会精英聚拢，要想在这个日渐势利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付出超常努力，将自己推入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于是，“我能”是给“我能不能”一个响亮的回答。“我能”是冒险的风帆，是自信过度的虚假繁荣，每个人在说我能之前，应该想到，我有什么。根据概率学原理，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即使万事俱备、不欠东风，要想获得成功，也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成功者有限，成功者需要数量庞大的失败者做群众基础。“我能”，是中国人的口水成功学，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为自己鼓励。从个人实际出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虚妄的“我能”要美妙很多。
我是来打酱油的
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是网络三大流行词，也成为社会情绪的解压阀和戏谑出口。“艳照门”一出，广州电视台上街采访市民看法，一位市民答曰：“关我鸟事，我出来打酱油的。”网络由此传开打酱油的佳话，关于打酱油的各种PS图片和改编段子风靡一时。“关我鸟事”无法流行，“打酱油”却红极一时，使用后者其实是暗指前者的含义，不得不叹服网络的创造力。
在“打酱油”一语的流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网民的态度是已对此事感到厌烦，选择了这种以不置可否的冷漠来表达对事件的反感。这似乎是一种网络化的非暴力不合作，一种翻白眼式的蔑视。
在飞速发展、规则不明的年代自然也就怪事频出，而这时候打酱油则成为一种绝妙的反讽。正所谓“事不关己不开口，专心一意打酱油。”
外国月亮比较圆
流行，但却违反正确的生活共识。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西方与中国在全世界，存在一种想象共同体，也是误会共同体，不适共同体，奇异共同体，惊艳共同体，机会共同体。同时亦发出过面对西方的中国人的17个自问：为什么“支持国货”永远只是一句空话？为什么甘愿为出国倾家荡产？为什么把“奥斯卡”当桂冠？为什么中国人要有英文名……
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已渐渐习惯了出现在身边的全球化面孔。老外可以是中国人的生意伙伴、朋友、竞争对手、上司、同事、下属、邻居、家属、恋人、偶像、粉丝及其他可能的关系。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将逐渐改变“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观念，随着越来越多保护本土文化传统的声音出现，“外来和尚会念经”或会由崇拜的姿态，变为平等的姿态。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