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世界的N个看法
中国怎么想？
编者按：
十年前，中国人非常在意世界怎样看中国，如今，世界开始在意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是谁？中国人怎么看世界？走向强大的背后，中国怎么想？——中国曾经怎么想？中国今天怎么想？中国应该怎么想？《新周刊2009年度佳作》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打捞了88句话，它们或许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看法。本报自本期起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爱拼才会赢
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
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地折腾，西方循序渐进地积累财富。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
中国自1949年提出“素质教育”，至今没改变孩子的童年苦难，因为他们注定要参与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起跑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名片，背后更牵涉中国人成长过程的心理问题、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以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命题，被忽略的就是一个孩子应有的快乐童年。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三不主义”的始创者是台湾人施明德，他也依此履行。所以数十年来，他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知己不求红粉无数，天亮以后亦是朋友。“三不主义者”的特征可能有：他大多独身而独居，去夜店的时候比去公司更多；他的行踪很神秘，每次和你相处时间总不超过72小时；他很少主动约你，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性伙伴而已。
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
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
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
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
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是如此，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扩大化处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是一种生产力。
不当农民
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
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大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水利等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
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中央商务区）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
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
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
我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就和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不能慢只能快，而且要越来越快。在这样的比赛规则里，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最先闯过终点线是唯一的目标。 （待续）
十年前，中国人非常在意世界怎样看中国，如今，世界开始在意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是谁？中国人怎么看世界？走向强大的背后，中国怎么想？——中国曾经怎么想？中国今天怎么想？中国应该怎么想？《新周刊2009年度佳作》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打捞了88句话，它们或许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看法。本报自本期起选登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爱拼才会赢
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
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地折腾，西方循序渐进地积累财富。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
中国自1949年提出“素质教育”，至今没改变孩子的童年苦难，因为他们注定要参与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起跑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名片，背后更牵涉中国人成长过程的心理问题、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以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命题，被忽略的就是一个孩子应有的快乐童年。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三不主义”的始创者是台湾人施明德，他也依此履行。所以数十年来，他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知己不求红粉无数，天亮以后亦是朋友。“三不主义者”的特征可能有：他大多独身而独居，去夜店的时候比去公司更多；他的行踪很神秘，每次和你相处时间总不超过72小时；他很少主动约你，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性伙伴而已。
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
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时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
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
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
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是如此，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扩大化处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是一种生产力。
不当农民
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
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大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水利等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
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中央商务区）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
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
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
我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就和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不能慢只能快，而且要越来越快。在这样的比赛规则里，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最先闯过终点线是唯一的目标。 （待续）
